这时，在希特勒的地下暗堡里，自杀药囊像无价的珍宝一样在人们手中传送。希特勒的那些忠诚而勇于献身的随从们做了充足的准备，以使他们可以很快地死去。玛格达·戈培尔从墨雷尔教授那里得到了足够她和孩子们服用的自杀药囊。可她不和她那忙得不可开交的丈夫谈论此事。当她忍不住要向人交谈时，她便去找泽姆勒和他的同事。
“……这段时间她常来到我们的工作间，向我们倾诉。我内心深处很同情她，她对未来不再怀有任何幻想。她承认，她很怕死，并且知道死正在时时向她逼近。她不想和她丈夫谈这些事情她认为，他正承受着平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今天她告诉我她已经决定冷静地去迎接死亡。但她总不能想像她怎么能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每天晚上，当我送六个孩子去睡觉，四岁的海德，五岁的海姐，七岁的霍莉，九岁的赫尔穆特，10岁的希尔德和12岁黑尔嘉，一想到几个星期后就要亲手杀死这些无辜的孩子，我就痛苦得要发疯。到那时，我可怎么下得了手啊，我的脑袋简直要炸开了。我不能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丈夫。他决不会让我动摇他的决心。他认为，只要他还可以战斗，那么就不会输得精光。几天前，她丈夫还劝她和孩子一起向西边转移，不管去哪，只要求能落在英国人手里。他们英国人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玛格达·戈培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建议，我决不丢下你离开。’她决心已定。”
这些事发生在2月底。早些时候，2月10日，她还给在英军战俘营的大儿子哈拉尔德·万克特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儿子：从我上次给你写信到现在，已有差不多四个星期过去了。可我无时无刻不挂念着你。我担心，你会惦念我们，因为现在的形势的确很不妙，可你不必担心，我们身体都很好。在这种关键时刻全家人应该呆在一起，所以我们离开了家都住到柏林来，虽然不断有空袭，我们的房子还没有被炸倒我们，你祖母以及其他亲戚都不愁吃喝。弟弟妹妹们为不用上学而高兴谢天谢地，他们都无法理解现在的形势有多么严峻。我和爸爸仍充满信心，会尽好我们的职责。
11月以来，我就一直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你爸爸听说，你的情况有所好转尽快写信告诉我，你被打掉了几颗牙，臀部的伤不影响走路。
紧紧地拥抱你！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
你的妈妈
戈培尔的妹妹玛丽娅·金米希也证明，玛格达已经放弃了自己和孩子生存下去的希望玛丽娅曾劝她把最小的孩子海德留下来由她来抚养。玛格达坚决不同意：“我现在不能离开约瑟夫”，“我必须与他，与元首一起死。如果我死，那么我的孩子也得死。所有的孩子，没有例外。我不能容忍让其中的一个留在世上，即使交给你也不行。”
瑙曼也曾试图劝玛格达，保全自己和孩子们的性命。就在宣传部遭到第二次严重的空袭时，一部分办公室被迁移到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柏林的住宅，戈培尔把家人送到了施万恩威尔德。瑙曼自做主张在紧靠玛格达和孩子住房的万塞湖的小岛上拴牢了一只船，他准备在船上贮藏足够几个月的食品他建议玛格达和孩子们在失败后前几个混乱星期先躲在这只船上，之后再向占领军投降。戈培尔表示同意并力图说服他妻子。可玛格达根本不听这一套。她已决定为了希特勒和行将毁灭的帝国而献身。另外，她一想到她和孩子落入占领军手中将要受的痛苦便害怕。她不想忍受这种折磨，所以在四月的第一星期她便又回到城里，回到了自己丈夫和希特勒身边的位置上。
这期间，戈培尔尽力扮演他柏林保卫者的新角色，做好了抵抗到底的准备。只要有写字台、打字机、电话，他就让他的下属坚持工作。后来，他们也像其他柏林人一样拿起了手枪或防坦克导弹发射器，准备为保卫帝国首都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这是戈培尔的想法他根本没有想过，大部分柏林人更想熬过这场战争，生存下去。戈培尔命令在城里到处修筑街障他对德国西部城市举白旗向盟军投降不屑一顾。“如果在柏林的街上，出现一面白旗，我马上就让这整条街和街上所有的人上西天。元首完全同意我这么做。”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被编成了一个特殊的“人民冲锋队”，队长由维尔纳·瑙曼担任，冲锋队的名字为“威廉广场大队”
四月，围绕希特勒是否该留在柏林这一问题，希特勒身边的人一直争吵不休。戈培尔不止一次劝希特勒应该去南方，收回那里的指挥权；又曾说服希特勒在柏林坚持到最后，并死在一直作为他权力象征的这座帝国总理大楼里。希特勒本人同意这后一种想法，并顶住了大多数人对他提出到巴伐利亚去作最后斗争的建议。在4月20日的会议上，他又好像已决定转移到阿尔卑斯山的工事里去，从凯塞林手里收回指挥权。这时，他命名海军元帅邓尼茨为北部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普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