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施中士回忆戈培尔一家有一次团聚的场面：“我们记得那是4月29日（星期日），即元首死前一天，戈培尔在新总理府地下室举行了一次小型的聚会戈培尔说这是他及全家向在整个战争时期他们都与之生活在一起的柏林市民们所作的最后告别。聚会的房间就在欣克教授的伤员急救站隔壁，约有四十多客人，有女护士，还有大约二十名柏林男女青年和一些能走动的伤员。希特勒青年团有一名身着制服的十五岁的团员拉着手风琴唱道：‘穿着蓝色军服的轻骑兵啊，骑着马儿，在军乐声中迈出大门。嘹亮的喇叭声伴随着他们，自豪地转向崇山峻岭……。’”
戈培尔及其妻子和六个孩子坐在一张栎木长桌旁大家都一道起劲地合唱这支年轻的高音合唱队企图以荒诞的不断的歌声盖过更大、更不祥的炮弹爆炸声。
在最后的几天里，戈培尔完全变成了希特勒的影子。所有的人都围着希特勒一个人转圈子，没有人理会他戈培尔。就连瑙曼都直接听希特勒调遣，因为他在暗堡里不再是什么宣传部的国务秘书，而是这里的卫队长。戈培尔在暗堡里的唯一一个正式随从就是他的副官冈特·施魏格曼。
瑙曼总是趁其工作之便来看望他曾依附仰仗且对他友善的戈培尔一家。因此，他才能在后来对戈培尔一家在暗堡里的生活情况做出比较真实可信的描述。戈培尔当时彻底无事可做。他的宣传部丧失了作用。如果说他要保卫柏林的话，那么实际上与此有关的一切也都由希特勒一人亲自指挥或在其监视之下。于是，戈培尔便把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孩子们的身上。他和他们一起玩，给他们讲书，帮助他们消除暗堡生活的恐惧和惊吓。玛格达则总是忙个不停。她要为孩子们洗洗涮涮。由于离开家时太匆忙，他们只带了很少的换洗衣服。谁都预测不出要在暗堡里住多久。最后，这家人在这里一共生活了9天，暗堡里的人把最后一线希望全部寄托在温克将军的第七军团身上。这支队伍在4月22日开始突围并力图从西南面向柏林靠拢。希特勒派凯特尔去指挥部督促温克加紧行动。他已做出了不向南部转移的最后决定。希姆莱从霍恩吕申疗养院打来电话时，希特勒向他讲了自己的这一决定。与此同时，他不同意其他人撤离柏林。许多人都利用了这唯一可能的逃生机会，匆匆离开了柏林。
4月23日，星期天，发生了下面的事件。在德国南部的戈林，根据他在柏林的联络官空军元帅科勒尔将军的报告，认为作为帝国和军队元首的希特勒被困在四面楚歌的柏林城中无法行使其职权因此，戈林建议，现在必须执行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帝国议会上所宣布的决定。在这份决定中，希特勒任命戈林为他的第一继承人。就此，戈林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请求希特勒同意他作为元首的代表行使各项职权在德国北部的希姆莱与瑞典伯爵伯纳多特见面时，伯纳多特鼓励他率西部的德国军队向西线的盟军投降。施佩尔来到暗堡与希特勒告别希特勒认可了他没有执行全面破坏一切重要战略设施命令的做法。希特勒的原谅使他略感轻松。希特勒这个时候表现得异常平和。他向施佩尔解释说，他已下定开枪自杀的决心，然后让人把尸体烧掉。他决不想让自己的尸体落入苏军的手中成为展览品。戈培尔再次重申他对这一决定的赞同。施佩尔也认为，对希特勒来说，自杀是唯一可能的出路。只有博尔曼一人直到最后仍在努力想让希特勒改变这一决定。他本人也不想追求殉死的荣誉。他想活下去。这个时候，柏林的大街上，苏联红军的坦克、装甲车滚滚而来，要想离开柏林只能靠空中的飞机或选择合适的地点突破苏联人的包围。
希特勒对施佩尔没有执行命令采取了平静宽容态度，对戈林的电报却气不打一处来。况且戈培尔和博尔曼又在旁边添油加醋。希特勒宣布取消戈林帝国元帅的称号，将他开除出党，免去一切职务，并且吩咐打电话给上萨尔茨堡的党卫军，以叛国罪逮捕戈林。年轻的博特亲身经历了这一幕。他叙述说，戈培尔“被气得火冒三丈，”装腔作势地嘴里说个没完。他大讲什么荣誉、忠诚、恪尽天职。
同一天，约德尔上将和凯特尔元帅已告辞离去。几乎同时，里宾特洛甫也不见了。4月24日清晨，施佩尔离开暗堡。4月25日至26日的夜里，汉娜·莱契驾飞机送里特·冯·格莱姆来到人走城空的柏林，并陪他来到希特勒的地下暗堡。希特勒要里特·冯·格莱姆接替戈林空军总司令之职。其实发电报宣布任命就足够了，因为实际上已并不存在什么空军。可能是要彻底羞辱戈林，所以希特勒特别重视正式的任命仪式。里特·冯·格莱姆也只好冒着生命危险飞到柏林飞机在飞临柏林上空时被炮弹击中，格莱姆的脚也受了重伤。女飞行员汉娜·莱契克服了巨大的困难。飞机着陆时，格莱姆已经完全精疲力尽了。格莱姆飞行负了重伤，女飞行员又大吹大擂他们的惊险飞行，这都使暗堡里的人大受感动。新被任命的空军总司令原来只打算呆上几个小时，后来竟在柏林耽搁了好几天。格莱姆一直卧病在床，施图姆菲格医生为他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