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12日，戈培尔家里举行了一次聚会
希特勒自五年来第一次来戈培尔家里做客。他来喝茶。戈培尔的孩子们每人手握鲜花在大厅里欢迎他。4点30分希特勒的汽车开到，所有人都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女孩子们向希特勒行屈膝礼，男孩子们上前服侍希特勒说他没有想到孩子们都长得这么快。然后，他向戈培尔的妻子献上百合花，并解释说，因为戈培尔博士关闭了柏林所有的花店，所以也找不到更好的花
戈培尔把在场的同事一一介绍给希特勒，随希特勒同来的还有一位副官，一位侍官和私人卫队的6名党卫队军官。侍官手里拿着希特勒那只写着白色“F”的文件包。他的口袋露出一只暖瓶头，这说明希特勒带来了自己的茶和点心。
喝茶喝了一个半小时，普通人不允许参加。在中厅里的只有戈培尔一家、希特勒、副部长瑙曼博士。晚上，戈培尔夫人介绍说，希特勒很喜欢这家庭气氛。看起来，他很高兴能有机会摆脱他那僧侣般的清净生活。他还答应，不久还会再来做客。
戈培尔夫人告诉人们，大家一直听希特勒一个人讲话。他不仅回忆起1932年，而且也谈了重建柏林的计划。
在吃晚饭时，不仅戈培尔夫人，就连戈培尔也为希特勒的来访深感骄傲。“他肯定没有去过戈林家。”戈培尔夫人说。
瑙曼对这次喝茶记忆犹新，他同样记得当希特勒要来做客的电话从总理府打来时所引起的振奋，因为和从前一样消息来得很突然。
这时的戈培尔不仅是宣传部长和纳粹党柏林党部负责人，而且还负责全面战争，所以在战争最后一个冬季，他忙得简直不可开交。有时突如其来的沮丧使他无法不知疲惫地工作，于是他便把自己关在家里读历史书籍。他特别喜爱读的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政治通信及蒙森的《罗马史》，史中有关布匿战争的章节。他身边的人如果对战争表示怀疑或有气馁情绪，他总是愤怒地驳斥。他仍是亲赴前线，鼓励军官和士兵安定信心，给他们描述不败的祖国将给予他们的伟大前程。然而，他自己却似乎并不完全相信这一切。1944年10月29日，在他过生日之时，他曾在晚餐后把温克勒尔博士拉到一边，向他倾诉了自己对家庭前途的忧虑，而且还讲了一些有关遗嘱中财产分配问题。很显然，这时的戈培尔已经开始策划自己的死，但并没有设想一般人的死。几个星期后，将近11月底，在他的命令下，宣传部开始有计划地销毁那些无论如何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文件。1945年2月，戈培尔可能告诉他弟弟汉斯，把有关家庭的所有材料，包括他本人青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全部销毁。他弟弟没有按照他说的去做。
情绪消沉时戈培尔常大发牢骚，可他从不允许下属有任何抱怨。有一次泽姆勒从南德短期探亲回来，讲述那里人们道德的沦丧，戈培尔狠狠地骂了他一顿。相反，他自己在一次宣传部的会议上出乎意料地对他的下属们说：“我们应该清楚，我们的末日就要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简直是一无所有。没有什么秘密武器。”还有一次，当一位联络官吹嘘阿登山脉战役时，他打断说到：“像我们这些人都在考虑是不是到了该毒死妻子和孩子的时候，你却坐在那儿讲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
戈培尔确实很少像这样表露自己的感情。有一次，他曾对弗里采说战争结束后他要去美国那里有人懂得真正重用他这个宣传天才，并付给他相符的报酬。没人晓得，他这私话是出于真心还是自我欺骗，抑或只是耸人听闻的装装样子不管怎么产，戈培尔在他搬进地下暗堡之前，对他的文章和讲话做了大量修改。
他把自己十分得意的日记看作是一部珍贵无比的历史文献。就在死前几个月，他还让人为他的日记制作了缩微胶片。近三十年的日记制成缩微胶片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技术人员日夜不停地干，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全部日记的缩微胶片最后保存在瑙曼的装甲车里。后来这些胶片落到了苏联人手里。
有时，戈培尔还表现出抑郁病人的症状。右一段时间他以为得了癌症，并且做出许多病态，实际上他只是患了轻微的胃溃疡。他时常被迷信的强迫观念所控制。“戈培尔是一个很迷信的人，形势越是危急，前途越是暗淡，这一点就表现得越明显。有一次，戈培尔对部下说，他母亲曾产生过幻觉，后来一位耶稣会的神父帮她摆脱出来。戈培尔曾看见死了一个星期的祖父来到他面前。在维尔茨堡上大学时，有一次，他说他看见了当时被俘在法国的兄弟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