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俊潇洒、彬彬有礼的戈林讲了几句话，他向大家保证，一旦政局恢复了稳定，德国经济就会迅速复苏。
他最后暗示他知道他的话将会被完全接受，自信地说：“我相信，实业界一旦意识到了3月5日即将举行的选举将是德国10年、也许是百年内的最后一次选举，他们会乐意做出这种牺牲的。”
25双戴满戒指，修剪了指甲的手鼓掌表示同意。克虏伯感谢43岁的希特勒“让我们生动地了解了您的思想意图”。元首在银行支票簿的一片沙沙声中离开了戈林公寓
沙赫特曾暗示他们打算筹集的竞选费用300万马克）。
戈林加紧同共产党斗争，4天后，他手下的警官们突然袭击了柏林的共产党总部。他声称，在他形象地称之为“地下墓穴”的地方发现了有犯罪嫌疑的文件。他后来回忆说：
有人告诉我共产党正积极准备搞一次大规模暴动我让人把所有共产党人的名字列在名单上，这样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可以立即逮捕他们。”当时因为兴登堡总统反对纳粹颁布新法律，宣布字旗为德国国旗等类的激进做法，这些名单暂时被搁置了起来。
几天后，所有这些限制全都被戏剧性地取消了。1933年2月27日晚上9点半，戈林正在伏案工作，有人报告说他的国会大楼起火了。他披上驼毛大衣，跳进汽车。他把汽车停在国会大街对面的官邸外面。他可以看到已经冒出大楼玻璃圆顶的火焰，第一辆救火车已赶到现场。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传家宝——挂在议长办公室里。有人听到他在冲进连接议长官邸与火光冲天的国会大楼的通道时大喊着：“一定要救出那些挂毯！”他来到国会大厦里面时，发现会议大厅已成了一座火炉—一从外面进来的空气吸力很大，虽然他的块头相当大，但他发现自己还是被卷向大火。
现在有名望的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纳粹不是这起纵火事件的策划者，虽然为了他们的竞选和事业有这种偶然性。如果他们是策划者，戈林在绝望地倒向大火时，肯定在诅咒自己的背运。
他的办公室仍安然无恙。他在那里遇到了希特勒和戈培尔，不久，政治警察局局长鲁道夫·迪尔斯和副总理冯·巴本也来了。巴本是在贵族俱乐部与兴登堡总统单独用餐时得知了这条惊人的消息的。一位保安人员告诉希特勒，他看到最后一位离开会议室的人是共产党高级议员恩斯特·托格勒。事实上，托格勒一小时前就离开了，但是并不妨碍戈林，在和乔治·舒斯特交谈时恶意地声称：“我见到托格勒在那里，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
不久，一名企图从南门逃跑的嫌疑犯被逮捕了。这位24岁的青年人裸露着上身，汗流浃背，承认是他用自己的衣服的4包引火物点起的火。据查，他叫马里纳斯·凡·德·吕伯，是一位砌砖工人，身体粗壮，驼背，头发蓬乱，目光呆滞，是荷兰共产党——分袭组织成员。这位荷兰青年在对新政府“压迫工人”进行了疯狂的个人抗议中，企图烧毁其它3座楼房，包括柏林的市政厅、城堡和一个慈善事业办事处，但没成功。
对希望证明这是共产党的特大阴谋的戈林来说，“一个弱智的共产党纵火癖”凡·德·吕伯不能算是有力的证据。然而同天晚上，在总理府讨论这件事时，希特勒和戈培尔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他们能从像希特勒所说的这一“天赐良机”中得到一点儿宣传的优势，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赢得3月5日选举的胜利。
“现在我们要向他们表明”，希特勒兴奋得脸色发紫地叫喊道，“任何妨碍我们的人都会被除掉。”
在戈林自己的部里再次会晤时，希特勒命令他立即拿出他们前几天非常碰巧地列出的逮捕名单立即行动。
一份中止公民自由的总统法令草案被从卷宗里抽了出来，准备提请兴登堡签发。
他对秘书弗劳莱因·格尤德特曼重新口授了一份密令，在底下潦潦草草地签了一个大大的“戈”字。
第二天上午，在向沮丧的内阁部长们作报告时，他坚持同样准确的说法：
被捕者〔凡·德·吕伯〕坚持说是他独自犯下了这次罪行〔据内阁记录记载，戈林说〕，与他的组织无关，但这种说法不足信。戈林部长认为，至少有六七名攻击者。确实有人看到在起火之前纵火犯与共产党国会议员托格勒在一起的；据报告，他们两人都在大楼里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