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戈林向内阁部长作的其他报告一样，所有这些——他说，他已获得了共产党组建恐怖队的计划，他们要焚烧公共建筑，向公共施粥处下毒，绑架主要部长的妻子儿女—均属编造的谎言。为了把戏演得更像，戈林宣布他已关闭了每个博物馆和城堡，取缔了德国所有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逮捕了大量共产党官员。
也许有的部长仍然对证据问题表示了疑惑，因为3月2日，戈林向他们保证说，晚上又得到了另外一些文件，证明莫斯科给柏林的共产党规定3月中旬为行动的最后期限，否则苏联就不再给他们提供援助。但是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后来，尤其面对审讯员的时候，戈林既没有重复这些话，也没出示那些文件—一标着要攻击的电力设施，地铁和变电站的“搜缴的地图”。（他颇有说服力地声称：“一张地图是在〔共产党〕总部发现的，另一张截获后，共产党组织分成小块单个目标攻击队。）
国会纵火案是他亲手策划的弥天大谎。但谎言使他们达到了目的，因为这些谎言使他得以在大选之前关押3000名政敌。在被逮捕的共产党人中有3名保加利亚人：瓦西尔·塔内夫、布拉戈伊·波小夫、戈奥尔吉·季米特洛夫。他们和托格勒及不幸的凡·德·吕伯一起，被指控对国会纵火案负有责任，送交法庭审判。戈林对共产国际的领导成员季米特洛夫特别恶毒。几年后，他轻蔑地说：“季米特洛夫是个危险的家伙。只要他一出现，你就可以相信肯定有肮脏的勾当在进行中。”
1933年9月末，在莱比锡进行国会纵火案审判时，戈林企图将其变成对共产党的讨伐，但却大大出丑。他上穿棕色紧身短上衣，下着马裤脚登锃亮的马靴，亲自出庭作诉讼证人。他永远也忘不掉11月4日和季米特洛夫的辩论。
“我的看法不同，”这位保加利亚人还击说。
“合乎逻辑，”戈林承认，“但我的说法才算数。”
“我要说，”季米特洛夫说，“戈林先生是否知道他所说的‘犯罪的意识形态’是一个统治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政党，即苏联呢？”
在这位辩护人作了进一步演讲之后，戈林插话说：“他们在苏联做什么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只关心德国共产党，还有这里来向我们的国会放火的这位外国共产党恶棍”。
旁听席上响起一片叫“好”的喝彩声。
“好——好”，季米特洛夫模仿说。“当然。叫好吧。发动对德国共产党的战争是你的权利。同样，德国共产党也有权生存，同你的政权斗争，一直斗争下去。”
“季米特洛夫”，法官敲了一下木褪，厉声说：“我不许你在这里做共产党的宣传。”
“可是他在做纳粹宣传！”他无畏地还击。
有一次戈林厉声说“听着！我现在就告诉你德国人民所意识到的。他们意识到—一，”他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他们意识到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你急急忙忙跑到这里来，焚毁了我们国会大厦，还居然恬不知耻对德国人民大谈彻头彻尾的谬论！我来这里不是让你指责我！我看你是个罪犯，早该把你放在绞刑架上绞死。”
法官低声制止，季米特洛夫点点头，表示欣赏。“我对戈林先生的话非常满意，”他说。
保加利亚人很冷静，完全知道已胜利在握，转向赫尔曼·戈林问：“你怕我的问题吗？”
戈林红着脸，冲着他大叫：“如果我在这个法庭外面遇到你，你会害怕得发抖的，你这个无赖！”
4名强硬的共产党人被判无罪。只有吕伯被判有罪，并于1934年1月10日被推上了断头台，但他表示毫不后悔。如果说有后悔的话，那是戈林。
1933年2月，戈林穿着燕尾服，系着白领带，参加了杰出飞行员俱乐部舞会。他含着眼泪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友们重复了1918年解散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时庄严的誓言：德国空军会东山再起的。他还说，重建的空军第一战斗机中队将命名为里希特霍芬。
面对国际上不许德国建立任何形式的空军的禁令，创建空军始终是困难重重，但魏玛共和国已经打下了一些基础，在避人耳目的苏联建立了基地和飞机、大炮、毒气，甚至潜艇的试验场。青年军官库特·施图登特在苏联南部的利佩茨克选择了简陋机场，作为理想的实验场地。另一名军官，海因茨·古德里安在附近学习坦克战术，后来许多著名将领，如汉斯·耶顺内克和赫尔曼·普洛赫，都毕业于利佩茨克秘密训练基地。1932年9月26日，当时仍为汉莎航空公司经理的米尔希视察了莫斯科郊外的亚吉德国航空研究所的秘密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