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林在位期间，研究所搬进柏林夏洛滕堡区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里，数百名宣过誓的官员和语言专家坐在大厅的仪器前工作。武装的警卫不断巡逻，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条例。所有纸张，从电话监听员用的复制纸到写有“研究成果”的标色文件，在使用的当天，都编了页号，载入日志。棕色文件的接收员必须签署保密誓约，一旦违犯，立即处以死刑。棕色文件的传递必须封在双层的红信封里，装在加锁邮袋或气动邮件的小盒里，由研究所专门的信使处理；接收者要签一式三份的收条。1936年4月27日，米尔希在签收新邮袋钥匙时，保证“一旦丢失，立即报告研究所，并赔偿邮袋损失”。
1937年，研究所的开支已经非常庞大，戈林只好将其纳入空军预算。这样，更容易保密。为了保密起见，现在所有研究所官员全着空军军服。仅柏林地区，研究所就昼夜不停地窃听着500个电话，主要对象是大使馆、公使馆、记者和敌对分子。夏洛腾堡的房间划分成了若干个“区”，英、美、意、葡、荷、波、捷及其他重要的语言各为一区。格哈德·诺伊恩霍弗博士是一位语言专家，1936年9月15日，被分到法国和比利时“区”工作。到任时，他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上千名专家当中的一员，在研究所大楼里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他从未获准到楼上四处去过，因为那里是密码破译员用何勒里斯代码穿孔卡片计算器和其他专用工具破译密码的地方。诺伊恩霍弗被安排在一个标准的宾馆式交换台前，负责窃听包括比利时使馆、法国武官、法国驻柏林记者在内的40条线路。他很快就能辨别谁在打电话——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塞习惯用缓慢的学究式的口气讲话，而法国记者塔比夫人的声音却很尖。
第二章助纣为虐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和戈林正式上台执政。他将权倾一时和随之而来的特权；这使他有机会获取巨额财富，有能力向其他人回敬自10年前啤酒店暴动以来他所遭受的种种肉体痛苦。
当然，仍有潜在的困难。德国处于政治上无政府状态的边缘，现在失业人数多达600万，而600万不满的共产党人没有认输的迹象。希特勒在政府里仍然只领导着一个少数党，只获准给纳粹两个内阁席位。显而易见，希特勒感到，如果只让威廉·弗里克任内政部长，戈林任不管部部长，而把他前面的施莱歇和巴本抛到一边，这仍有所不便。
那是一个前途无望的开端。即将担任财政部长的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写道：“中午过后不久，我们就被叫进了总统的房间。”
我发现未来的内阁全部成员都聚集在这里，希特勒（我第一次见他）、弗里克、戈林、巴本（副总理〕、泽尔特、胡根贝格、布隆贝格、诺伊拉特〔仍担任外交部长〕……总统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对我们表示欢迎，他说民族主义右翼终于团结起来了，他很满意。随后巴本宣读了部长名单。
希特勒马上采取决定性的一步，巩固纳粹已取得的权力。他利用总理手中的特权，任命赫尔曼·戈林为普鲁士州的内政部长。首先，这使戈林能够取缔那天晚上共产党要举行的抗议游行；从长远观点看，它给纳粹提供了巩固其权力根据地的手段。1933年1月30日下午5点，内阁召开第一次会议时，成群结队的人在外面的大街上不停地高声歌唱，国歌声一直传进内阁会议室的窗口。戈林在会上强调现行的法律和警察力量可能是不够的，并对他的普鲁士内政部“目前的文职人员机构”表示了担忧。由此不难看出他已计划也在那里进行清洗。
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考虑全面取缔共产党时，出人意料的是希特勒和戈林的态度比非纳粹部长们更温和。希特勒认为“新内阁不应一开头就引起直接的冲突，以免导致血腥残杀、可能的总罢工和经济瘫痪”。戈林支持希特勒，并建议他们立即要求进行新的大选，希望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保证纳粹党拥有宪法权力，以便通过使希特勒成为独裁者的授权法。
那天晚上，希特勒和戈林站在总理府窗口，隆重检阅了冲锋队和其他纳粹组织举行的大张旗鼓的威胁性的火炬胜利游行。那天夜里，戈林给埃米一支左轮手枪，以防紧急关头的报复行为。他精疲力尽了，但在她身边躺下睡觉之前，他请她第二天早晨帮他一个忙“给元首买些鲜花”，他说，“他会喜欢的。”新的大选将于1933年3月5日举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戈林工作、生活、吃住在内政部办公大楼里。他准备开始无情的清洗，决心清除这个摇摇欲坠机构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代之以百分之一百二十忠诚于新事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