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及尔演说后戴高乐巡游该国，其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每地只停几小时，有时时间甚至更短。他无论到哪里都坚持认为，军队是为国家服务的，而公安委员会不过是权宜之计。但他又一再重申，军队不仅要为国家控制阿尔及利亚，还要保护它的全体居民，不论他属于什么种族，都应使他们切实感到自己是法国公民。只有在莫斯塔加内姆，他激动之余说漏了嘴，格外清晰而强调地高喊：“法属阿尔及利亚万岁！”这是他到那时为止一直避而不谈的字眼儿，而此后这句口号多次成为他的政敌们反唇相讥的斗争口号。
6月8日将军返回巴黎。实事求是地讲，他首次出访阿尔及尔不过是要确立他在那里的地位。但是他仍有所发现。首先他注意到，公安委员会的整个结构没有什么基础。掌权者似乎没有注意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欧洲移民只有100万，而穆斯林却有900万之众。尽管他仍持有“我们保不住阿尔及利亚”的观点，但经过实地调查之后他已很清楚，未来的路或者会很迅捷，或者很漫长而艰险。在那里生活的当地白人家族对他公开表示敌意，军队里的下层军官很不稳定。而最能说明问题的，便是刚刚在一两周前贴上的有他的画像的招贴画，现在已被撕下来了。没有人想阻止这种行为。从这些蛛丝马迹中，戴高乐发现了诸多问题。
在巴黎还有许多正事要做。戴高乐刚一回来，便召开了部长会议。这是自1946年1月以来他首次召开这样的会议。会议由科蒂主持。部长们做了汇报。总理对汇报做了评点。会议程序没有什么改变。但值得注意的是，讨论的气氛较之12年前要轻松得多了，将军对他人的意见显得更宽容。
在马提农，属于将军自己这个圈子里的部长们和秘书人员们，经常展开相当生动的讨论。其中乔治·蓬皮杜格外引人注目。事实上常常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是蓬皮杜管理着国家的大部分内政。他掌管着金融政策，并对促成货币经济学家雅克·吕飞的计划，反对财政部长比内本人所持的相反观点，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将军在6月13日的广播中宣布了发行一种其价值与金价相挂钩的债券。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该债券却以反对该债券的比内的名字命名。法国人有在动荡时期购买黄金的传统，该债券的发行马上获得了成功，但在票据到期后的偿赎中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此后，在7月，公用开支遭到削减，公共部门的年薪和月资也都被冻结了。这种做法难免粗暴，有失公平。但它的作用在于表明政府已经控制了事态的发展，并重新树立起由于阿尔及利亚危机而被大大动摇的财政信用。这在当时是不错的政治策略，但日后所付出的财政代价却是非常沉重的。
6月间，北非的局势有所好转，而法国的局势仍很紧张，人们争论不休。将军已如约从突尼斯和摩洛哥撤回大部法军。6月13日，戴高乐举行了他出任总理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暗示通过联邦制来解决法国和法属北非问题。当然，这种办法并无特别之处，但北非这个难题的解决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
7月初将军再次访问阿尔及利亚。这次，他带摩勒同往。此次访问的目的是要与当地驻军进行接触和交流。他访问了警备区驻地的部队，用地道的流行于下级军官间的语言同他们交谈，他高度评价了伞兵与外国军团的作用，而对最高司令部他却置之不理。只是在他访问的最后一天，玛素才得以提出要求，代表公安委员会晋谒将军。但这一要求遭到拒绝，而来自工会的类似的要求则托付给摩勒去办理。
将军的模式现在已经完全曝光了。他四处活动，以确保作为共和国服务者的军队的支持。作为这场运动的一个部分，7月7日他任命苏斯戴尔为情报部长以替代大唱民权高调而威吓军队的马尔罗。将军继而着手将巴黎7月14日庆祝活动搞成一个独出心裁的盛大场合。过去每年都要举行巴士底日游行，而此次则将举行沿香榭丽舍大街、由阿尔及尔5月13日的英雄们为前导的游行。为此颁发了许多奖章。萨朗被授予军事奖章，而已正式晋升为将军的玛素和迪拉克，儒奥以及空军中的一个新将军莫里斯·夏尔一起，都被列在次等奖赏的名单上。此次游行气势非凡，格外壮观。同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将军和伞兵走在一起的，还有装饰得色彩明丽的穆斯林兵团。
这一场面就好像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取得了胜利，人们正在以最富传统的方式庆祝这一胜利。游行的人们兴高采烈，不断地欢呼。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将军正在为日后与往昔的决裂铺平道路，以最终实现对法国的统治方式的转变。倘若不出现奇迹的话，只有发生了这种转变，阿尔及利亚问题才能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