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议会的委员会一直在审阅这项提案，并提出连篇累牍的修改意见。但戴高乐根本不理睬这些意见。6月3日晚，他对议员们讲道：“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修改意见被采纳），我的政府的工作将不可能持续到明天早上。”在授权惯例方面有一位年事已高但才智过人的律师，名叫让一路易斯蒂克西埃一维尼昂古尔。他提醒国民议会上一个案例发生在1940年7月10日。当时贝当被授权制定新宪法。他的话引起与会者的一片哗然，只得休会45分钟。最后将军终于同意就宪法问题成立一个“新的顾问委员会”，其成员来自议会。大家也便不愿再争执下去。该项提案以350票对161票在国民议会获得通过。共和国参议院，另一个议院，以236票对30票通过该提案。于是上下两院休会半年。将军通过了对他的第一个考验。议会将长期休假，而将军可以独自执政。他在巴黎的权威是无可争议的不容挑战的。
戴高乐的下一个任务是确立政府在阿尔及尔的权威。这件事办起来肯定很棘手。阿尔及尔的将军们坚信，是他们使戴高乐得以在法国东山再起，是他们的特殊贡献使阿尔及尔免于同法国政府合作，使叛乱遭到无情镇压。当戴高乐与科蒂和普夫利姆朗进行谈判的时候，他没采取任何行动来消除将军们的这种看法事实上，他是毫不迟疑地祈求来自“复出行动”的震慑力，而这种震慑力始终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
然而正如1944年一样，将军一旦取得权力，对那些曾经为他上台助一臂之力的人是不会认账的更不会论功行赏、封官加爵。戴高乐对阁员的任命第一次向阿尔及尔的将军们表明，事情不会向他们所想像的方向发展。德尔贝克立刻飞往巴黎以示抗议，但戴高乐几乎不屑于听他讲话。他说，问题不在于那些荒诞无稽的公安委员会，而在于共和国的军队。
似乎为证明他的观点，戴高乐反而召见了萨朗将军和他的两个主要部下——儒奥和安德列·迪拉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玛素并没有被召见。戴高乐接见萨朗时态度十分冷漠。他说他惊诧于萨朗将军在第一次晋谒新总理时竟不曾想到应该着制服才为得体。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萨朗显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原本预计戴高乐会直接对他发布命令。随后儒奥被召进来。他不那么紧张，并向将军阐述了将阿尔及利亚并入法国的建议。“但是，”他接着有些语无伦次地说：“但这也许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因为生活中一切事情都在变化。”“我同意。”将军干巴巴地回答。会见将要结束时，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部长戴高乐任命萨朗为他的全权代表，并说他在次日将亲赴阿尔及尔。萨朗和他的同僚当晚返回阿尔及尔，发现自己被人利用和耍弄了，但又找不到确切根据。
1944年8月戴高乐就不容许抵抗运动成为一个政治角色而将其解散。这一次阿尔及尔的军队正扮演着抵抗运动的角色。不管在推动戴高乐上台的过程中军队承担了多少义务和职责，他都不会准许他们建立或维系任何可能与政府相抗衡的政治权力机构。政府只有一个，并要由他来领导。将军不过是按照他一贯的政策行事。他这样做当然是正确的。据德尔贝克统计，现存的公安委员会已达120个。而这一体系只能引起混乱和灾难。将军，比之他的朋友抑或对手，往往更能洞悉事件的本质。
6月4日上午，将军如约抵达阿尔及尔。苏斯戴尔，三个副部长和现已复位的参谋总长埃利将军陪同。他们在迈松布朗升机场着陆。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日后，将军就是从这里起飞，去夺取解放巴黎的领导权。欢迎仪式上人们是歇斯底里地欢呼。招待会在夏宫举行。市长做了演讲，外交使团，教会和大学的头头纷纷致词。然后才轮到玛素代表公安委员会讲话。戴高乐访问了海军部并做了讲话。最后，他在7点左右抵达政府大厦。当他走上阳台时，下面人山人海，人人豪情万丈。
接着，在几分钟的演讲里，”他写道：“我向他们道出一句看似即兴实为精心筹谋的话……‘我理解你们’。”然后他继续大讲“新生与兄弟亲情”。
戴高乐巧妙地使用了模棱两可的语言。他话音刚落，欢呼之声持续不断达几分钟之久。当然，他们所为之欢呼的，与戴高乐的真实意图并无多大关系。但戴高乐的目的达到了。他继而谈到“理解与本靖之大业”，并深信自己已赢得了群众的认同，而又没有将自己限于任何承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