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度失望中，1958年3月底，他对英国大使格莱德温·杰布说他会死在现政权垮台之前。听着对前途如此颓唐悲观的估计，杰布惊奇地注意到，将军的眼中噙满了泪水。这位老人显然认为自己的时光已经所剩不多，他有一种壮士迟暮、英雄末日的悲叹。
实际上，就在将军同杰布进行那次感伤谈话的同时，第四共和国正陷进一场将军早已预言的全面爆发的政治危机之中。此后仅九周，夏尔·戴高乐将军由政治激素而青春焕发，由权力激发而再添活力，完全按照合法程序，再度成为法国独一无二，高度自主的统治者。
那九周的风风雨雨，无疑是现代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危机当然根植于第四共和国的飘摇政局，但最终的总爆发却在阿尔及利亚。诚然，法国人所称的“叛乱”早在二战末期就已开始。但直到50年代中期，局势一直得到了适当的控制。但法军在印度支那的失败以及因此而蒙受的耻辱，使它下定决心不能在阿尔及利亚败局重演。这一决心，加之巴黎更迭频仍的政府全都软弱无能，导致军队在阿尔及利亚以更加暴戾的方式胡作非为。而更糟糕的是，军队越来越多地行使管理国家的职权，这必将导致军队更为公开的政治化。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的行为，正在侵蚀在法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岿然不倒的一大传统，即军队对文官政府的权威的服从。为争夺法国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即将开始。正如许多此类的争夺，其结果必然是主要对阵双方军队和第四共和国两败俱伤，而由未陷入初始阶级斗争的第三者来收拾残局，解决问题。随着1958年5月的过去，将军愈发坚信他便是那个第三者，那个唯一能拯救法国的人。大权已非他莫属。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一直在为戴高乐活动。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那些忠心耿耿的戴高乐派人物德勃雷、苏斯戴尔、沙邦·戴尔马、勒内·加比唐、还有新近加入的弗朗索瓦斯·莫里亚克、吉沙和其他人，常在星期三共进午餐，讨论如何推动共同的事业。设在索尔法里诺街的办公室也一直在保持运转。但是，除了在立宪议会内外继续同政府对立，他们大多数人所能做的实在有限。
尽管如此，沙邦·戴尔马，作为老法兰西人民联盟的余部所组成的戴高乐主义社会共和党人的领袖，在1957年11月出任弗利克斯·加亚尔政府的国防部长。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仍被允许继续其为保证戴高乐东山再起而进行的毫无遮掩的努力。这些努力中最明显的例证，便是任命一个同属戴高乐派的下院议员莱昂·德尔贝克作为国防部驻阿尔及尔心理战顾问。其实这一任命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借口，而德尔贝克真正的使命是将军队和当地白人拉到戴高乐一边。从1957年12月到1958年5月初，德尔贝克在沙邦·戴尔马的指示下，往返于巴黎和阿尔及尔之间28次。他们讨论的，当然不是阿尔及尔心理战的问题。
对所发生的大部分事件将军予以密切关注。他的信息一方面来自索尔法里诺街办公室送来的简报，一方面来自科隆贝的访答。年轻的吉尔沙较晚成为将军的部下。他这样回忆道：“我们没有把每件事都告诉他。我们告诉他所有他需要知道的事情。”然而不管将军到底知道些什么，他既小心避免在任何公开场合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发表观点（尽管他私下早就认为，只有分阶段的独立才是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又极力避开有关他可能通过非法途径夺取政权的种种说法。他不准备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但也不想阻止那些有政变企图的人。
1958年2月8日，第四共和国最后这场戏的序曲在一个名叫萨基的突尼斯村庄上演了。位于临近阿尔及利亚的边境上的萨基，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们的理想避难所，但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极为惨重的。法国空军事先未发出任何警告便轰炸和扫射了该村。70多人死于非命，100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村里的学校遭到破坏，另有一辆挂有日内瓦车牌的红十字会的卡车被彻底炸毁。事后进行了调查，结果证明此次空袭不是由巴黎授权而是由法国驻阿尔及尔最高司令部做出的决定。总理费利克斯·加亚尔在事发后几小时内还毫无所知。
突尼斯立刻做出反应。该国总统布尔吉巴召回了其驻巴黎的大使（有趣的是，该大使返国途中，取道科隆贝双教堂），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安理会确是有所行动，但其行动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派出的英美使团肩负着通过斡旋解决纠纷的使命。然而一番争吵过后，使团无功而返。但该使团的无能表现却被法国人认作是对该国的侮辱，因为法国毕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并被推为大国之一。到4月初，加亚尔政府已岌岌可危，难以支撑。事实上，加亚尔本人已没有了再干下去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