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戴高乐自己也承认天生羞怯。不只因为他的形体，他的整个童年及所受的教育都使他时时处处局促不安。他所成长的环境充满了对世界的偏见和离奇古怪的观点。一旦他发现别人的观念与自己的看法截然不同并发生冲突时，偏见就变成了自以为是。他缺乏宽容的教导，他不会承认自己有错的时候。这样做就等于推翻了他的父母及耶稣会教士们灌输给他的一切。他唯一的回答便是离群索居，与世隔绝。
当与陌生人或熟人交往时，一道屏障会拦在他面前。在外人看来，他似乎总是很孤独沉默。他很少以教名称呼别人，也不许他妻子以外的人这样称呼他自己。他经常使用人们熟悉的“你”称呼自己的子孙及圣西尔学校时的伙伴们，但却很少这样称呼他的妻子。他不喜欢别人碰他。地中海沿岸的法国人与人交谈时常常喜欢抓住他人的胳膊或用肘碰他人以便突出强调他们的观点。这时候戴高乐往往吓得往后躲。即使同最亲密的同事交往，他也寡然无味地按程序和礼节办事。
不但丘吉尔注意到了戴高乐与人交往时这道障碍，麦克米伦也有同样的感受。1943年他在阿尔及利亚时，他决定参观一下位于蒂帕萨的罗马废墟——地中海沿岸的一条小路。戴高乐提出陪他前往。他们在穿过废墟时，边走边谈，“内容无所不包，如政治、宗教、哲学、古典文学、历史等等。”但是后来，当麦克米伦脱了衣服下海游泳时，戴高乐就是不肯接受他的邀请一同下去，而是戴着军帽，穿着军服，束着腰带庄严地坐在一块岩石上。接着麦克米伦把他描述成“一个奇怪、富于魅力却又让人难以接受的人。”
与此同时，戴高乐喜怒无常，性格乖戾。他发怒时就如同火山爆发，身边的人唯恐避之不及，这使他更感到孤独。实际上，他需要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在公众面前暴露内心的真实情感。他甚至围绕此点建立了有关领导科学的整个哲学。
第七部国家元首
将军复出
1957年11月22日是夏尔·戴高乐的67岁华诞。这天在布瓦赛里，家人们聚在一起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戴高乐已开始见老了。身体已发胖，他腹部肌肉已松弛，背也有点驼了，须发变得稀疏而灰白。他的脖子挺得不那么僵直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变成了双下颌儿。这使他本来不大的头部向前突得不那么明显了。甚至因为他现在高度近视，不借助厚厚的眼镜，看东西时就得使劲往前靠，也减弱了他那双硕大的耳朵所形成的强烈的观感效果。
但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尽管有了这么多变化，他的身材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比之20年前却毫不逊色。事实上，这些变化在很多方面使他更加有魅力有风度更富于睿智，而不再仅仅是坚忍倔强。他的体格，比之常人，仍过于高大，然而却已经匀称得多了。年龄的增长，使他的嗓音也变得日渐柔和，不似过去那样尖利。诚然，一如既往，他仍可经常发出过去那种号音般激越的语音，但通常他说话的腔调已不那么生硬。
伴随体格上的变化，他性格也变得温和了。布瓦赛里的客人们注意到，他不像从前那样总是咄咄逼人。而且有些时候，他的确打算倾听别人的见解。他日子过得更从容，人也更机智幽默，而对待他的亲朋好友，则更充满深情。
然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不能从根本上影响戴高乐的性格。他仍旧雄心勃勃。到1958年初，感到自己的生命已悄然翻开最后的一章，戴高乐对于重新掌权表现得急不可耐。“他根本无法想其他的事情。”蓬皮杜向朋友透露说。他常常认为自己已开始觉察到政坛风向的变换。正如他在那年3月底对老兵协会的代表们所说的：“在过去的两年里，人们已开始觉醒。如果这种公众意识进一步发展，并且在各种事件以及现政权愈发瘫痪的压力推动之下变得更加澎湃，那么我将直面我的责任，再度将国家大权集结到手中。”想到此，戴高乐变得轻松兴奋。
尽管情绪会一阵阵变得很乐观，但他对前景并没有太多的指望。他也知道，妻子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想让他留在科隆贝安度晚年，而且岁月不饶人，他确实老了。另外，伊冯娜认为戴高乐作为法国解放者的声誉是不可动摇的。不应再到一向风云多变的政治舞台上去做新的尝试，这实在有些铤而走险。在后来的这些年头里，将军对妻子的意见更加重视。此外，所有民意测验都显示法国人民根本不想让他重返政坛。这尽管令人扫兴，却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