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7年4月底，很显然将军的话语已征服了成千上万的民众。法兰西人民联盟在积聚力量。新闻发布会以后的两周内，报名加入联盟者已超过万人。总部设在巴黎的索尔费里诺街，分支机构则延伸到法国各主要城市。集会遍布全国各地。由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遭到苏联的反对，使得法国公众群情激愤。戴高乐便在此时向共产党人开火了。7月15日在雷恩的一次集会上，戴高乐发表演讲，将共产党人说成是第五纵队，痛斥他们阴谋将法国拱手献给苏联，而变成苏联的卫星国。只有这一次将军表达了对美国的赞同，声称马歇尔计划是欧洲防务的关键。而对那些“老牌政党们”，戴高乐则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在樊尚的一次集会上，将军讥讽他们“躲在狭小的角落里，在一小堆火上煮他们的一小锅汤。”
1947年夏初，法国将面临法兰西人民联盟与几大政党的一场大较量。共产党人要求成立治安维持会，以保卫共和国。社会党人和人民共和运动禁止其成员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然而该联盟发展势头不减，到9月份其拥有大约40万成员。1947年10月在地方选举中各政党展开了力量的角逐，戴高乐的行为让许多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成员大吃一惊。因为直到那时，该联盟还被认为是政党之外的某种组织。事实上，这种想法曾是创建该组织的源流与基石之一。然而戴高乐感到机遇来了，决定要推荐候选人参加10月份的选举。事实上早在6月底，他便不顾抵抗运动一些老朋友的劝告，做出了这一决定。这样法兰西人民联盟顷刻之间摇身一变而为一个政党，而戴高乐名正言顺成为第四共和国的又一位政党领袖。他原先所说“超脱于政党政治之外”的矫饰将不复存在，这不能不说是风险极大的一次赌博。
戴高乐的这场赌博差不多成功。在选举中法兰西人民联盟扫除了它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对手。该联盟以40％的选票轻取仅获29％选票的第二大党共产党，并在法国25个最大城市选举中，在13个城市获得了胜利，其中最辉煌者，要推在巴黎的大胜。
此时，将军却过高地估计了形势。他呼吁解散立宪议会，举行新的选举，并特别强调要重建选举体制。一时间可谓春风得意，神采飞扬。而现政府的部长们早已被选举结果搞得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戴高乐的纲领至少对他们来说完全不对胃口。但奥里奥尔总统仍很沉着，并注意到所有的人都认为立宪议会的解散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而将军也无意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正如瓦隆后来指出的：“若是当初我们能稍微通融一下，坐下来谈判，我们在两周内便可掌权。”他还说他们所要做的，无非是“给爱丽舍宫的服务员打个电话”。但谈判不在将军的计划之中。曾经讨论是否需要通过军事干涉夺取政权，但这一可能性很快便被排除了。
现状的捍卫者们为巩固他们的阵地也迅速行动起来。拉马迪埃悄然下台。当布吕姆被证实无力组成新政府时，奥里奥尔则转而寄望于罗伯特·舒曼。气质上更趋德国化的舒曼来自洛林，既非那种善于蛊惑人心的政客，也不惧怕戴高乐。而在奥里奥尔眼中，这正是舒曼的长处。法兰西人民联盟与政府公开对阵，彼此都在关注着对方，但双方都不打算妥协。随着1947年的过去和1948年的来临，这种僵局仍未打破。尽管立宪议会争吵不休，各地也零星存在工业暴力事件，但舒曼政府击溃了使国家陷入瘫痪的罢工运动，在内政方面成绩不菲。然而国际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存在，苏联已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冷战愈演愈烈。正如民意测验所显示，国际形势愈是紧张，戴高乐便愈有民心，而天下愈太平，他的支持率就降低。
而此时，戴高乐的个人生活中却发生了一桩悲剧。他的女儿安娜，那个他最爱而关心最多、付出心血最多小安娜，患肺炎在睡梦中离开了人间。戴高乐在1948年2月8日给他女儿伊丽莎白的信中写道：“安娜变得更加虚弱，而且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两天后又写道：
她死在我的怀里。”她的母亲和保姆当时都在场，科隆贝教堂的堂区牧师已经赐福予她。“她的灵魂现在得以解脱。然而失去了这个一生受病痛折磨而无法治愈的可怜的小女儿，我们的悲恸是无可名状的。”
这的确是戴高乐的肺腑之言。小安娜也许是夏尔·戴高乐一生中唯一真正全身心爱着的人。他与其他家人的关系向来不是很融洽。几乎是以一种补偿的方式，戴高乐对安娜付出了那种只有智残孩子的父母才能给予的强烈的爱。即使戴高乐很少承认，但他的确从安娜的存在中感到了相应的舒适与满足。她的不幸夭折，夺走了将军的最后一丝安慰。没有人能替代安娜的位置，即使是他的夫人也不行。他们把她葬在科隆贝的教堂墓地里，仪式简单而催人泪下。“你看，”戴高乐握住站在墓旁的伊冯娜的手对她说：“现在她和别人没有两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