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实在很荒唐，而当时该计划却似乎成功在望。赖伐尔请1936年国民议会的主席爱德华埃里奥来领导该运动是极为聪明之举，并争取前参议院议长朱尔·让纳内站在他的一边。但事实上，还有许多难题有待解决。首先，埃里奥仍在狱中，而且明显是倾向于戴高乐的。而让纳内尽管并未入狱，但也是众人所知晓的戴高乐分子，并且是个很难对付的角色。
赖伐尔曾劝说贝当投靠盟国军事力量以求庇护，但遭贝当拒绝。此后他在8月10日来到巴黎，争得了美国驻巴黎大使，永远忠诚的奥托阿贝兹的同意，通过美国情报局在欧洲的头目杜勒斯同美国人进行接触。但美国人的反应是暧昧的，远不如戴高乐后来所宣称的那样积极。
8月12日，赖伐尔去南锡，把埃里奥从监狱医院里接出来，然后把他带到巴黎。但是这位老战士没有陷入圈套。他说在首先征询让纳内之前，他不会有任何举动。这一时期，形势急转直下。盟军已经突破诺曼底地区防线，长驱直入法国腹地。希特勒获悉了赖伐尔的计划。德国纳粹分子德·阿、达尔南和戴布里农迅即调动力量来阻止这一计划。该计划遭到灭顶之灾。而赖伐尔被通知闭口。埃里奥再次被捕，并被押往德国。1945年4月，在波茨南附近，他最终从红军那里获得解放。
右派抢夺权力的闹剧到此落幕。现在戴高乐可以放心，一个由老朽的第三共和国的政客，贝当，而且很可能还有美国的支持所组成的集团绝不可能成功了。但左派的威胁仍然存在。而且无论怎样，盟军普罗旺斯登陆后其装甲部队在法国南北的挺进步伐都极为迅速，以至无论是否有来自共产党方面的问题，都已经到了法国临时政府首脑重返法国的时刻了。于是，戴高乐仍不得不按照外交礼仪的要求，请求盟军最高司令准许他访问法国。在向华盛顿做出只访问而并不打算留驻法国的保证后，戴高乐的请求得到了批准。1944年8月18日戴高乐离开阿尔及尔，前往诺曼底。
结果，那次飞行糟糕透顶。用了两整天的时间才飞到法国，中途在卡萨布兰卡和直布罗陀稍作停留。被派来接戴高乐和朱安的这架飞机发生机械故障，朱安不得不同飞机降落在直布罗陀机场。戴所乘坐的自己的小型洛克希德飞机在英吉利海峡上空迷失了方向，而油也所剩无几了。但是戴高乐非但没有允许他的飞行员在英国着陆，而是亲自以肉眼在瑟堡米岛上空导航，并命令他的飞行员在大雾中将飞机降落在诺曼底莫佩图伊附近一条临时修建的简易跑道上。前来迎接戴高乐的柯宁希和库勒，不得不四处搜寻飞机降落的地点。最后，柯宁希和库勒驱车送将军入瑟堡，并宣称是在那里与将军见面的。这次飞行历尽艰险，差点要了将军的命，尽管最后有险无夷，但将军仍暴躁不安。
柯宁希和库勒的汇报好坏掺半。库勒告诉将军机构运转正常，而盟国方面已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不会再出现“假钞票”的情况了。而柯宁希的汇报，带来的却不是好消息。在巴黎，抵抗运动内部的矛盾冲突终于表面化了。抵抗运动各派别如今已被统一称作法国国内武装力量。而在这个组织内部，却派别林立，矛盾不可调和。其中有共产党人组成的一派，他们自诩为1871年巴黎公社的继承者；而被称为“观望主义者”的温和派则得到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支持，主要代表有帕罗迪和戴高乐的军事首席代表让·沙邦·戴尔马。诺曼底登陆后不久危机就发生了。当时许多抵抗组织为响应登陆成功而决定发动大规模起义，采取了过激行动。而后来来自伦敦柯宁希和阿尔及尔戴高乐的消息却要他们不得轻举妄动，令这些组织大失所望。而如今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危机，巴黎随时可能都会发生暴动，而帕罗迪却无力阻止。
事实上，在获悉美军装甲部队已进入对首都的攻击距离并将在48小时之内兵临巴黎城下的信息后，帕罗迪和沙邦·戴尔马如果不同意在巴黎发动总起义的话，他们就会被大潮抛到一边。驻守巴黎的德国将军冯·舒尔提兹违抗了希特勒的命令，没有破坏这座城市，并在8月19日那天接受了一项停战协定。可第二天停战协定即被破坏。警察罢工，巴黎工人区设起路障街垒，而在巴士底狱附近那些最富革命传统的社区，人们为同德军作战，拿起手边的一切武器，甚至连厨房里的餐刀都派上用场。小规模的战斗成百上千。并带来了不小的伤亡。维克多瓦圣母院尸体成堆，在炎热的天气里散发出腐臭的味道。资产阶级开始害怕眼前失控的局势会导致1871年革命的重演，派出代表前往戴高乐处请他尽快赶往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