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戴高乐并非只是为美国所倾倒。美国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的信心也令他神往。这里的确是一个新世界，未来是乐观的，充满信心和希望的。7月10日在他到达纽约的时候，他为当地沸腾的活力高度的繁荣所震惊。所以第二天到达较为平静的加拿大后，戴高乐几乎感到一种解脱。在渥太华的访问是友好的，在一度坚定拥护维希政府的魁北克，接待活动则进行得更为小心翼翼。
7月13日，戴高乐返回阿尔及尔。他此次美国之行已经达到预期目的。在7月1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的态度已经转变。他说，现在的问题远不仅是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美国还须承认该委员会为管理法国国家事务的现有权力机构。一度曾有所谓“对法国局势的新政策”，而实际上不过是戴高乐的支持者摩根索、斯提姆逊和麦克罗伊等人老调子的重复，但如今却多了赫尔的暗中支持。
怎样向总统进言效果最好，这是戴高乐的支持者认真考虑的问题。摩根索坚持认为他们的建议看上去应是非常新颖的。麦克罗伊同意这一观点，还认为在宣言中应有某些能引起总统好感的东西。他说：“我所指的，是那些总统一直在寻求的东西。如果把这些东西放入宣言，总统就一定会说：‘对，很好。’而连同其它内容一并接受。”这种包装技巧很管用，现存权力当局问世了。
但罗斯福的转变却让英国人非常被动。艾登和维埃诺已以极大的耐心就法国国家管理机构协商达成了一个详尽的协议，而总统在公众面前的声明，却使美国人俨然成为支持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先驱。正如哈维当时所写，罗斯福让人们以为“只有他才使大家摆脱了困境，别人则无能为力，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他是一个多么狡猾的政客啊！”艾登当时也对此十分不满，他发出质疑：“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属于自己的外交政策吗？”
美国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为现存权力机构，则鼓励了丘吉尔和艾登去进一步发展大不列颠政府同戴高乐的关系。8月2日，丘吉尔在下院演讲时，对将军美国之行所取得的成功加以赞扬，他还准备11日前往罗马途中在阿尔及尔停留，以便能和戴高乐会晤。达夫·库珀把这一信息转达给戴高乐，但戴高乐的答复却是简短而唐突的：“我跟丘吉尔没什么好说的。”斯皮尔斯答应给想从法国干涉中摆脱出来获得独立的叙利亚警察提供武器，黎凡特地区冲突将会更加猛烈。戴高乐对英国的行为十分恼火。况且，英国在占领诺曼底前后对他的所作所为他仍旧耿耿于怀。因此丘吉尔在阿尔及尔机场所得到的不过是一封由帕莱夫斯基送来的将军亲笔信。信中说，在将军看来，他们最好不要在机场会晤，以便丘吉尔能在两次飞行中间得到休息。
这明显是怠慢，令人极不愉快的怠慢，尤其是对待像丘吉尔这样一位“统率75万将士，付出巨大牺牲，为解放法国而战的政府首脑”，就更非同小可。
此时的戴高乐忧心忡忡，情绪不振。国内局势的发展让他多虑与不安，抵抗运动内部意见不一，有的派别要求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有的则认为，在盟军诺曼底登陆的行动全部完成之前，抵抗运动应保持克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激烈的起义与暴动此伏彼起，其大多为德国占领军无情镇压，尤以1944年6月底凡尔科尔等地最为惨烈，但共产党在运动中的影响日渐扩大。共产党人要求采取行动，使戴高乐不能不越发怀疑他们准备在战后法国抢夺胜利果实。甚至在最后一刻，戴高乐还认为，法兰西很可能从他的手心滑落到斯大林的掌中。
1944年8月11日，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对抵抗运动发布了一条指令，要求抵抗运动将自己的行动限制在罢工和可能条件下夺取人质的范围内，而且须在敌人力量薄弱的情况下方可行动。这条指令，对于各武装派别并不是振奋人心的号角。而紧随指令之后，亚历山大·帕罗迪被任命为临时政府在法国本土的总代表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帕罗迪的职责就是要控制局势的发展。
左派的威胁，不管是真是假，其阴霾愈加弥散。与此同时，右派的威胁又起，真是左右夹击，风波迭起。右派的威胁是一起由赖伐尔一手促成的奇特的事件。他自以为有能力在法国挫败戴高乐派的政府。同时，他准备搬出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国民议会，借尸还魂，使其成为法国战后最具传统的权力机构，并以此保全自己，尽管他本人曾是扼杀1936年国民议会的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