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1940年6月出走英国以来对戴高乐民心最关键的考验，这是自那时以来法国人在本土首次见到戴高乐。在此之前，他们只是从无线电波中听到他的声音，没有人亲眼见过这位身材高大却威仪不足的将军本人。当他们快到小镇时，不得不叫住两个警察，告知他们的身份，让警察去贝叶通知市民戴高乐将要来访。戴高乐在等待的同时，任命库勒为先遣专员先行一步。
很快戴高乐来到的消息传遍全镇。戴高乐后来写道：“我们步行前进，穿街过巷。居民们一见到戴高乐，先是惊讶，而后便欢呼雀跃，或是热泪盈眶。他们从家中走出，激动万分地簇拥着前进。孩子们围着我，妇女们或是微笑，或是抽噎。男人们向我伸出双臂。我们就这样走着，情同兄弟，我们感到欢乐，自豪和对民族的信心再次油然而生。”戴高乐以一个简短的演说结束了访问。从人民的反应中，夏尔·戴高乐知道他的运动没有白费。贝叶所发生的一切使他清楚地意识到随着解放运动在法国的推进，这一幕还会在法国出现。流亡者作为英雄荣归故里。
第四部英雄
巴黎之夏
从许多方面看，夏尔·戴高乐将军都不大像个英雄。他的颀长身材尽管无疑会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却显然不够威仪。即便是1944年他已53岁时，他的身躯仍很僵硬，而且此后亦无改观。他的须发此时已经斑驳，过去四年的颠簸流离艰辛病痛在他脸上刻下了一条条或深或浅的皱纹，他的眼光也流露出疲惫之情。而他的体形仍旧瘦削难看，远不像个政治家。他看上去孤高而超然，冷漠而多疑。
他不仅体格不那么赏心悦目，而且或许正因此而显出他的羞涩腼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为战俘的那段日子，他就对自身这一性格已有所觉察。他完全不同于丘吉尔、罗斯福甚至斯大林，他不能像他们那样随心所欲地施展魅力。他仍更像个惯于发布紧急命令的军人，不善于讨好大众，赢得民心。诚然他的修辞技巧比之1940年6月时造作古板的表现已进步不小，但只有在他侃侃而谈一个遥远而几乎无形的话题或者论及诸如“永恒的法兰西”一类的抽象命题的时候，他才能够激发出一种独特的激情与高超的感染力，从而打动人们。
他的腼腆，在个人交往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和他的亲人与密友的相处中，1944年中的戴高乐能做到轻松自然，诙谐幽默，偶尔甚至以自嘲为乐。他与女儿安娜之间的感情，已远非所谓感人的深情所能形容，仿佛是他这个身残的女儿帮助他得以放松自己。在家里他每天都特意留出一段时间同女儿共同度过。全家住在弗罗格那尔的时候，比如1942年和1943年的头几个月，他一度在晚间邀请邻居来玩一种拉米纸牌游戏。但这并不是一般的游戏。他把安娜安置在牌桌前，动作轻柔地帮着她出牌。此种温情，比之导致英国人不怀好意却又不失精当地给他起的绰号“通条”和“苦艾”的那些个性，截然不同。
而对于他这个小圈子以外的人，戴高乐则表现出很强的防范意识。他变得拘谨生硬，很难与人共事。而且不时对他的部属发脾气，态度生硬粗暴，让人难以接受。事实上，尽管在战争中戴高乐的地位不断得以巩固，他的忧虑非但没有减轻，反而与日俱增。即便在最辉煌的时刻，戴高乐也竟会流露出疑惧与悲观的情绪，却极少有自我沉醉的时候。也许他性格比较忧郁，才会这样。
从他对公众舆论的吸引力来看，外界对他并不存有敌意。恰恰相反，盟国政府对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敌对态度，却令他们的新闻界大为不解。也并非他没有能力或不情愿学习交往的技巧。相反，他不但学得努力，而且成绩斐然。研究他的言行人们会发现，其实他只是不乐于运用这些技巧。欢呼的场面并不能引发他的灵感。他的灵感源于别处。
譬如，1944年7月初他第一次访美的时候，他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在新闻界看来，荣誉等着他来获取。而将军起初的表现也正是将要摘取桂冠的英雄。他以清晰而略带法国腔的纯正英语做电话讲话。面对镜头，他很少看稿。在白宫的草坪上，将军坐在一张藤椅里，极其轻松自然。他特地以一种精心选择的情感，提及“那些勇敢的美国青年……在海外同我们的共同敌人作战……美国人民，我们的朋友，全体法兰西人民无时不在思念你们，并向你们致敬。”讲话在美国各地播送，反响非常热烈。然而戴高乐却多少有点儿被搞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