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中的伊莱恩’
鲁宾、舒卡斯和乔治已成为了奥尔布赖特的耳目，他们关注她的利益，围着她的计划转，以保她在政治上和社交上始终在白宫圈内，强有力地保护着她的威望。舒卡斯，像一头母狮，鲁宾似一头公牛，乔治则是一名侍从官。他们都是单身，都是工作狂。很快就像一家人，非血缘的4人联合，这种同盟和联合靠的是忠诚、精力和抱负，追求的是民主理想，捍卫的是奥尔布赖特的光辉形象。
从一开始新任大使就特别喜欢这项工作，她搬进了沃尔多夫塔每月2．7万美元的大使套房。房间的颜色是淡淡的米色，她还从大都市博物馆借来了当代美国画家杰克逊波洛克和路易斯内维尔森的现代绘画作品悬挂在客厅墙上。“这一刻的到来是多么的令人不可思议，让我们享受一下吧！”她还常常对助手们讲：“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这一切。”奥尔布赖特每天只睡4～5小时，有时早上4:30就起床。那拼劲就像回到当年刚大学毕业，不过现在她读的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金融时报》。她常常晚上11：00才休息，在回家她还常常看
拉里金传真和“晚间专线”两个节目。当节目中提出一个有趣的话题时，她会立即给工作人员打电话。私下她给朋友开玩笑说：“我睡在布什的床上。”
冷战时期，联合国因最强成员国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几乎丧失其功能。在安理会，两个国家都能控制否决权，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这个国际组织慢慢地恢复自己的影响，并开始监督和解决世界各地的种族冲突和紧张局势。布什和克林顿积极主张联合国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即从维和到调和，奥尔布赖特称之为“强力多国主义”。但该国际组织松散、被动的行动在索马里和波斯尼亚惨遭失败后，这个词使她成为了“笑柄”，她说她之所以放弃这个词语，是因为要解释清楚需花费太长的时间。
虽然联合国的发展由于自身的官僚作用而受到阻碍，但至少已开始集中二战后该组织的创建人所预想的那种权力和权威了。奥尔布赖特称它是“全球911”，世界各地都可以拨打的求救信号，因为它的作用就像是一个国际急救组织。诉讼一览表总是满满的，1990年至1993年间，安理会授权发动了海湾战争，又试图平息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战火，但未能成功。监督柬埔寨选举，向索马里派兵赈济那里的饥饿难民，试图解除该国好战的暴君武装，推翻他们以非正当手段所建立起的政府，也未能实现初衷。
联合国宪章赋予15个安理会成员国“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基本责任”，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的任何一个成员国都有权否决安理会决议。奥尔布赖特是当时安理会中唯一的女性，她常开玩笑说，关于这段经历，她将写一本名为《十四套西服和一条裙子》的书。
奥尔布赖特安理会的同事都是些难对付的专业人士，他们对新来的美国代表十分好奇，不知她是否能融洽相处，对此奥尔布赖特心里也有数。所以一切都进展得很慢，开会时常常只听不讲。“她并不是不胆小”，逐渐了解她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说：“她要准备行动时，她会说到做到”，但并不是马上行动。“作为能给当今的局势带来生机的唯一女性，我想这并不会使她感到不安。与其说让她感到不安，倒不如让其他人感到不适。”
奥尔布赖特的工作风格逐渐开始显现出来，同事们非常喜欢她的好胜性格和自贬式的幽默，他们很欣赏在需要解决问题时她那主动的平等交谈的方式。她性子急、易怒，但很快就平静了，这种性格也给同事们留下深刻印象。她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如波斯尼亚是白纸黑字，非常明确。“她不善于雾里看花，喜欢单刀直入、击中要害。”这是一位同事所说的。“还有人曾说奥尔布赖特是在使用一种情感敲诈，像说一些：‘噢。我的上帝，我难道不能相信朋友，我该怎么办’这样的话”，但是这位同僚又随后说美国大使从不耿耿于怀、疾恶如仇。“如果她动怒发脾气，第二天准是拥抱与和解。在奥尔布赖特那里，没有长久的怨恨。”
安南说奥尔布赖特给他们带来了新意，“一种新鲜的东西，一种直截了当解决问题的方法”。她发言，语言从不会产生歧义和误解。“与训练有素的外交人员打交道，就像和律师打交道一样，让人不清不楚，能看到她这种坦率直截了当的方法，真是太好了。”他说。1994年夏天的一天，奥尔布赖特来找安南，他当时正处理波斯尼亚的维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