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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军政巨人:奥尔布赖特传(71)

作者:(美)安·布莱克

伊朗人质事件给卡特政府带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1979年初,伊斯兰革命者推翻了伊朗国王的统治,逼迫这位美国长期的同盟者流亡国外,忠于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当卡特政府准许伊朗国王在美国接受癌症治疗后,惹火了的伊朗学生于1979年11月4日捣毁美国大使馆,扣押了52名美国人质。霍梅尼政府宽容了占领大使馆的行为,并拒绝释放人质,除非卡特保证不再干涉伊朗事务,并同意将国王的财产归还伊朗。卡特拒绝了这一要求,在美国使馆人员被囚禁的几个月内,卡特呆在白宫,全力以赴解救人质。次年4月,一项大胆的空中援救计划,在沙漠深处一个简易机场上的冲天大火中以惨败而告终。随后,国务卿万斯辞职,他的辞职表明有些政府的措施即使这位外交老手也难以忍受。

新闻媒体理解为,万斯的辞职,暴露出卡特的外交政策由于国务卿和布热津斯基之间长期对峙而变得软弱无力毫无头绪。卡特任命埃德蒙马斯基取代万斯,马斯基虽然没有处理外交事务的专长,但在国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卡特希望这位来自缅因州的大块头,能有效地向美国民众阐明其外交政策。

如果卡特希望他的新任国务卿能与布热津斯基相安无事的话,那他如意算盘就打错了。同样具有波兰血统的马斯基和布热津斯基很快也处于对立面,在华盛顿流传的笑话是,俩人是“两极”。奥尔布赖特在两位良师益友之间不知如何是好,她后来说,如果卡特再次当选,“下届政府内部会发生持枪决斗。”奥尔布赖特的一位老朋友说:“布热津斯基确实咄咄逼人,而马斯基则边学边干。我想尽管在白宫工作,她的心在马斯基一边。他与她有更多的相似之处,都更具有政治家的头脑。”奥尔布赖特摆脱困境的方法不是与俩人都保持距离,她拒绝在他们之间做出亲疏选择。她运用在国会工作期间练就的外交手腕,把与国务院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的来往公开化,在“两极”之间起到一般意义上的搭桥作用。

私下里奥尔布赖特告诉朋友,一牵涉到国会,布热津斯基便失去判断能力,他来到国会只讲不听,返回白宫时还自以为是地认为他已将事情解决了。而马斯基则发挥他在国会21年积累的技巧和信任,亲自出马恭听两方面的意见。他和共和、民主两党决策人物交谈,其阐释复杂问题的措辞可让议员们照抄照搬给各自的选民。

卡特在1980年总统选举中败北。奥尔布赖特在离开白宫之际说,她的经历让她总结出挑选那些白宫有把握解决、无需总统操劳又能增添总统政绩的问题很重要。另一个教训对她日后担任国务卿大受裨益,即有必要确定应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问题,她的考虑很简单:总统不能期望国会议员一鼓作气对六七个重大问题进行表决。

奥尔布赖特还认识到有必要迁就国会议员们的清高自负,即在一国之都的华盛顿,接近权力中心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她也希望那些政治家能够自豪地跟乡里乡亲们说:

当我在白宫时……当奥尔布赖特在白宫时,她为国会议员举办华丽的白宫晚宴,并请内阁部长凭借地图和图表阐明问题。

此外,奥尔布赖特的工作经历让她对父亲的一番话体会更深。考贝尔认为领袖人物的言行必须强而有力,他曾批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杜德贝奈斯的软弱无能,他的女儿在卡特身上也找到同样的缺陷。奥尔布赖特后来解释说:“主要是工作作风问题。你想想在20个人的内阁会议室里,我们了解他的人都明白他越是沉默不语,他越是怒火中烧,那样恰恰显得他软弱无力。”并且,她说卡特“有一种很不妥的语言习惯,老在句子结尾用升调,有时笑得不是时候,让人莫名其妙”。

卡特资质高,在研究问题时不会放过细枝末节,但他常常无法使国会领会他的意思。奥尔布赖特说:“我们大家最终都弄明白了他的一种语言习惯:如果他说‘我理解’,即意味着他不同意对方的看法。他跟国会议员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隔膜,议员们自己常常转过身来说:‘我搞不清他的意思。’”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正像当年在丹佛家里的餐桌旁贯注于东欧政治一样,奥尔布赖特在华盛顿的政治及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积累经验。然而,尽管妇女如潮水一般涌向工作岗位,冲破了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阻拦,美国的外交政策领域仍旧是白人男性的领地。曾任参议员及副总统蒙代尔事务总管的理查德莫说:“但是,毫无疑问,外交部门为男性所垄断,这对她每前进一步都构成不小的障碍,她不停地冲击‘玻璃房顶’。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在变化,但外交领域仍是一块铁板。她是国会联络员,但在涉及实质性的问题上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她非常敏锐,天资极高,博学多识,工作卖力,但她的工作性质是执行,离决策还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