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布赖特最大的感染力是她与我们普通人一样，只是更富有。有时也会头发纷乱，穿着沾有污渍的裙子，穿着袜子到处跑，狗也是脏兮兮的，有时，孩子们替她害臊。美国人认为她是脆弱的，一个被抛弃的妻子，一个又在工作中获得成功的、精心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从她身上飘逸出来的气息让人感到：如果她能在这样的逆境中成功，我们也可以。奥尔布赖特说：“我每天都寻找要做的事，其实我非常喜爱我的生活。我实际上也爱我自己。但我的生活并没安排完好。”
和她的前任不同的是，奥尔布赖特把妇女问题提到了美国国际议事日程上来了，她谆谆教诲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外交官：妇女的权益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具优先地位。她在国务院举行的世界妇女日仪式上说：“提高妇女地位不仅是道义上必须履行的一点责任，也应被积极地融入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这是我们的使命，是应该做的事，坦白地说，也是一件很明智的事。”
具讽刺意味的是，国务院中许多职业女性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奥尔布赖特并没有兑现她的话，她并未把更多的妇女提拔到高级外交机构的高级职务上去，她们对此感到不可思议，甚至觉得她虚伪极了。国务卿在国际舞台上是那样一位直言不讳的妇女权力的倡导者，而在她任职的部门里却极少有妇女担任助理国务卿一职。一位退休的外事官员说：“我认为她被老朋友的关系网所左右。玛德琳总是寓言般地向妇女许诺，但这在她的工作人员组建上并没有体现出来，对此谁都无可争辩。”实际上，与奥尔布赖特最亲密的3个国务院官员——伊莱恩舒卡斯、温迪谢尔曼和苏茜乔治——均是女性，但奥尔布赖特任命男士担任6个高级决策职位中的5个以及地区局的职位。
最终，也可能是不可避免地，一些外交政策机构的成员开始私下怀疑奥尔布赖特是否正有效地使用她的智慧团体，她是否在适当地任命人选，她是否过分依赖舒卡斯和谢尔曼，她们的对手却都背地里叫她们是“小女人”。一位男同事这样说：“这个已控制了她的私人顾问团并不实在。”更多的诅咒是指责克林顿的外交政策一班人马用大呼小叫取代政策。专栏作家吉姆侯格兰德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当美国官员采取沮丧的姿态并不明智地把这种姿态当作政策的同时，其他国家正做出明智的选择，希望在国际政治迅速发展的势力真空地带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到优势地位。”另一个常听到的评论是桑迪伯格已成为政府外交政策的幕后战略家，而奥尔布赖特只是代言人而已，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但不能被彻底否定。根本的一点是：大多数操纵美国外交政策的男士从未完全把她当作他们中的一员。
但无论如何，数月后，奥尔布赖特的许多老朋友都惊叹地发现她已变得非常自信，作为公众发言人的她颇具号召力，她能非常自如地控制国际媒体的注意力，他们也吃惊地看到她有时非常傲慢。1997年6月在布拉格华丽壮观的总统府内，她和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共同出席了电视直播的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奥尔布赖特刻意羞辱紧张的国务院翻译。当他在为捷克媒体翻译她的讲话时有几次结结巴巴，国务卿的一再刁难使他呆若木鸡，迫使哈维尔的女翻译取代了他的工作。奥尔布赖特并不是礼貌地纠正助手的错误，而是有意卖弄她的捷克语比他的官方翻译说得还好，目睹这一场面的资深记者对此一幕不以为然。
老朋友们吃惊地感到奥尔布赖特的公众形象有了另一个变化，像许多爱强调他们贫困的家庭背景的政客们一样，这位曾竭力要融入美国社会的女士现在利用一切机会卖弄她的欧洲血统。一位老朋友说：“在国会，在我认识她的那些年里，我不记得她曾说过这一背景对于她的思想、生活和事业起过什么重要的作用。当我们随便交谈时，对此也从未提及，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她的离异，与巴瑞卡特尔的分手。这些是她谈话中更重要的主题，而不大谈及她的家庭背景。”
但是，在奥尔布赖特任职的头一年里，来自各方面的是高度的赞扬，即使是保守党也认为她能沉着自信地表现自己以及其他。前任驻联合国大使、现为美国企业协会会员的杰恩J．科帕特里克说：“我认为克林顿政府比上届政府更出色。如今常听到人们说：克林顿是个敏锐的学习者，他现在在外交事务方面尽量避免了上届政府所犯过的错误。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公正的，而且认为其中部分应归功于玛德琳，并非完全是总统敏于学习带来的结果。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也许在外交事务方面的知识更加丰富，她对全球的各种问题能准确地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