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就可以直接而肯定地回答两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了：
一、权力是什么？
二、是什么力量造成民族的运动？
一、权力是某一个人与别的人们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个人对正在进行的集体行动越多发表意见、预言和辩解，他就越少参加行动。
二、各民族的运动不是由权力引起的，不是由智力活动引起的，甚至也不是如史学家们所想的那样，由两者的结合引起的，而是由所有参加事件的人的活动引起的，那些人总是这样结合起来的：直接参加事件最多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少；直接参加事件最少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多。
从精神方面看，权力是事件的原因；从物质方面看，服从权力的那些人是事件的原因。但是，因为没有物质的活动，精神的活动就不可思议，所以，事件的原因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后者，而是在两者的结合上。
或者，换句话说，原因的概念不能用在我们所考察的现象上。
分析到最后，我们就可以达到无限的循环，达到人类智慧在一切思维领域所达到的极限，假如它不玩弄它所研究的对象的话。电生热，热生电。原子相吸，原子相拒。
谈到热、电或原子的最简单的作用，我们不能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作用，我们说，这些现象的性质就是这样，这是它们的法则。历史事件也是一样。战争或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为了进行某种行动，人们结成一定的集体，他们都参加了那个集体；我们说，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这是一种法则。
八
假如历史是研究外部现象的，那么提出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法则就够了，我们也就可以结束我们的讨论了。但是，历史法则与人有关。一粒物质不能对我们说，它完全觉不出相吸或相拒的法则，因而那种法则是错误的；但是人，历史研究的对象，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自由的，因此不属于什么法则。
历史每走一步，都令人觉得有不言而喻的人类意识自由问题的存在。
所有认真思考的史学家们都不知不觉遇到这个问题。历史所有的矛盾和含糊，这种科学所遵循的错误道路，完全是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假如每个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就是说，假如每个人都可以随意行动，全部历史就要成为一系列互不连贯的偶然事件了。
假如，在一千年间，一百万人中有一个人有自由行动的可能，就是说，可以随意行动，那么很显然，那个人只消有一个违反法则的自由行动，就会破坏适用于全人类的任何法则存在的可能。
假如只要有一个支配人类行动的法则，自由意志就不能存在，因为人类的意志必须服从那个法则。
关于意志自由的问题存在着这样的矛盾，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占据了最卓越的人类头脑，自古以来就有人把它的全部重大意义提出来了。
问题就在于，如果把人当作观察的对象来看待，不论从什么观点——神学的、历史的、道德的、哲学的——我们都发现人正如一切存在的东西一样，必须服从普遍的必然法则。但是，如果把他当作我们意识到的东西从我们内心来看他，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自由的。
这种意识是完全独立的，不依赖理性的自我认识的来源。人通过理性来观察自己；但是只有通过意识他才认识自己。
如果没有自我意识，任何观察和理性的运用都是不可思议的。
要想理解、观察和推理，人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是活着的。一个人有了意愿，也就是意识到他的意志，他才知道自己是活着的。但是，当人意识到构成他生命实质的意志时，他只能意识到它是自由的。
假如，人在观察自己的时候，他看出他的意志总是按照同一的法则活动（不论他所观察的是取食物，用脑筋的必然性，还是观察任何别的），他不能不把他的意志总是按照同样的方向活动看作意志的限制。没有自由，也就无所谓限制。一个人觉得他的意志受限制，正因为他意识到他的意识是自由的。
你说：我是不自由的。但是我举起我的手，又把它放下。人人都懂得，这一不合逻辑的答案是一种无法反驳的自由的证明。
这个答案是不属于理性的意识的表现。
假如自由的意识不是一个独立的不依赖理性的自我认识的源泉，那么，它就是可以论证和实验的。但实际并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是不可思议的。
一系列的实验和论证对每个人表明，他，作为观察的对象，服从某一些法则；人一旦认识了万有引力或不渗透性的法则，他就服从这些法则，并且永远不会抗拒这些法则。但是，同样一系列的实验和论证对他表明，他内心感觉的那种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他的每一动作都取决于他的肌体，他的性格，以及影响他的动机；但是人类从来不服从这些实验和论证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