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活动不能说是有益还是有害，因为我们说不出它为什么有益和为什么有害。假若这种活动不为某些人所欢喜，其所以不欢喜，那也不过是因为这种活动不符合他本人对好事的有限理解罢了。不论是一八一二年我父亲在莫斯科住房的保存，或是俄国军队的光荣，或是彼得堡大学或其他大学的兴旺发达，或是波兰的解放，或是俄国的强大，或是欧洲的均势，或是各种著名的欧洲的文明进步，对所有这些，不管我是否认为是福，我都要承认，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除了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更加普遍的、我所不了解的目的。
可是，我们假定所谓科学有调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它也有衡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好坏永不改变的尺度。
我们假定，亚历山大能把一切做得完全另一个样子。假定他能按照那些指责他的、自命深知人类活动最终目的的一些人的指示办事，并依照那些现在责备他的人所给予他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进步（更新的东西看样子没有了）的纲领治理国家。我们假定，可能有这么一个纲领，而且已经拟好了，亚历山大也照办了。那么，那些反对当时政府方针政策的人们的一切活动——史学家认为那些活动是有益的，好的，会成为什么样呢？这种活动是不会有的；实际的生活也不会有；一切都不会有的。
如果设想人类的生活是受理性支配的，那么，现实生活存在的可能性也就被取消了。
二
如果像史学家所设想的那样，伟大的人物领导人类去达到某些目的的话——这些目的或是俄国或是法国的强大，或是欧洲的均势，或是革命思想的传播，或是普遍的文明进步，或是什么其它方面，那么，不理解偶然和天才这两个概念，就不能阐明历史现象。
假如本世纪初叶历次欧洲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俄国的强大，那么，即使没有这些战争，也不用侵略，这个目的也能达到。如果为了法国的强大，那么，不用革命，也不用建立帝国，照样也能达到这个目的。假如目的是传播思想，那么，出版书籍来完成这项工作要比军队好得多。如果目的是为了文明进步，那么，不用说，除了使用毁灭人的生命及其财富的手段外，还有其他更适于传播文明的途径。
但是，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发生了，而不是另样发生呢？
历史告诉我们：事情之所以这样发生是因为“偶然造时势，天才利用了它。”
但是，什么是偶然？什么是天才呢？
偶然和天才这两个词并不表示任何实际存在的东西，所以是不能下定义的。这两个词仅只表示对现象的某种程度的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某种现象；我想，我是不能知道的；我也不想知道；所以我说：这是偶然使然。我看到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产生了与人类固有本性不相称的行为；我不明白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只好说：这是天才使然。
羊群中有一只公羊，它每天晚上被牧羊人赶进特殊的单羊圈去喂养，于是它长得比别的羊肥一倍，对这群羊来说，这只羊似乎是一个天才。因此，正是这只公羊每天晚上不是进普通的羊圈，而是进特殊的单羊圈去吃燕麦，也正是这只养肥了的公羊作为肉羊而被屠宰，这个情况应当说是天才与一系列不寻常的偶然惊人的结合。
但是，那些绵羊只要不再认为它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它们这群羊的目的；只要认为它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有它们所不了解的种种目的，那么，它们便会立刻看出，那只育肥的公羊所遇到的事情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即使它们不知道那只公羊长肥的目的何在，但它们起码知道，在那只公羊身上发生的一切绝非偶然，所以，不论是偶然还是天才这些概念，它们已经无须去了解了。
只要不去探求眼前的、容易理解的目的，并且承认最终目的是我们不能知道的，我们便可看出那些历史人物生活的一贯性和合理性；我们才能发现他们那些不合人类本性的行为的原因，因而我们也就不需要偶然和天才这些名词了。
只有承认我们不清楚欧洲各国人民激荡骚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这些事实：起初在法国，后来在意大利，在非洲，在普鲁士，在奥地利，在西班牙，在俄国——在这些地方发生的屠杀，还有，自西而东和自东而西的军事行动，所有这些事件构成了一个共同的本质和目的，这样我们不仅不必在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二人的性格中去找他们独有的特点和天才，而且对这些人也不可另眼相看，认为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再者，不仅不须要用偶然性去解释造就这些人物的那些小事，而且将会明显地看出，这一切小事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