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见波格丹诺维奇所著一八一二年历史：《论库图佐夫及令人不满的克拉斯诺耶战役》。——作者注
[5]此处指拿破仑临战时在埃及金字塔上对他的军队说过的话。
[6]即缪拉。
[7]摹仿法语的发音。
[8]这种帽子原名“三角帽”，亚历山大时代改为两个遮檐。戴时两个遮檐有时朝前后，有时朝两侧。
[9]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
[10]肖像室是贵族人家悬挂祖先肖像的房间。
尾声
第一部
一
一八一二年过后，又过了七年。奔腾澎湃的欧洲历史的海洋，在它的海岸内平静下来。它似乎息止了；但那些推动人类的神秘力量（其所以神秘，因为那些力量运动的法则，我们还不清楚），却继续起着作用。
虽然历史海洋表面似乎不在动，但人类却像时间的运行一样不断地活动。人们结成的各种集团成立了，解散了；国家形成和瓦解以及民族迁徙的各种原因都在酝酿着。
历史的海洋，已不像先前那样从此岸向彼岸凶猛地冲击；但它却在深处翻滚沸腾。历史人物也不像先前那样被波涛从此岸向彼岸卷来卷去；现在，他们仿佛在一个漩涡打转。这些早先是带着军队，用命令、战争、出征、战斗来回击民众运动，而现在，却从政治和外交方面想方设法和以法律、条约……等等来反击激昂澎湃的群众运动。
历史人物的这种活动，史学家称之为反动。
史学家在描述这些过去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往往严厉地谴责他们，因为史学家认为那些历史人物就是他们所说的反动的根源。所有当时有名的人物，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到斯塔埃尔夫人、福蒂[1]、谢林[2]、费希特[3]、谢多勃良[4]和其余的一些人都受到史学家们严正的裁判，依照他们对进步和反动所起的作用而宣告无罪或谴责。
在俄国，照史学家的论述，这一时期也发生过反动，这次反动的罪魁祸首就是亚历山大一世，正是这个亚历山大一世，仍然照史学家的论述，在其统治初期曾是倡导自由主义和拯救俄国的首要创业人。
在现在的俄国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博学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个人不是因为亚历山大在其当政时期那些失误而不向他投掷石子的。
“他本应这样做和那样做。他在某件事上做得好，在另一件事上做得糟。他在即位之初和一八一二年做得很漂亮；但是，给予波兰宪法、成立神圣同盟、把大权授予阿拉克契耶夫、鼓励戈利岑和神秘主义，后来又鼓励希什科夫和福蒂，这些事就办得不好了。过问前线的军队，他做得不妥；解散谢苗诺夫团队，他处理得不当，等等，等等。”
史学家们根据他们所具有的关于人类福利的知识，对亚历山大一世所作的一切责备，如果要列举的话，就得用十多页纸才能写完。
这些责备是什么意思呢？
史学家所称赞的亚历山大一世的那些行动——如，即位初期的一些自由主义的创举、对拿破仑的斗争、一八一二年所表现的强硬态度、一八一三年的出征，所有这些同史学家所责备的那些行为——如，神圣同盟、波兰的重建、二十年代的反动等等，不都是从形成亚历山大一世的个性的血统、教育、生活等条件中的同一源泉里产生出来的吗？
这些责备的实质何在呢？
它在于：像亚历山大一世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他处在人类权力可能达到的最高一级的阶梯之上，就像是处在当时所有耀眼夺目的历史光芒在他身上聚成的焦点之中；像他这样的人物，理应受到那些伴随着权力而来的阴谋、诡诈、阿谀、自欺的世上最强有力的影响；像他这样的人物，在他一生的每分钟都感到自己应对欧洲所发生的一切负责；这个人物不是虚构的，而是活生生的，像每个人一样，有他自己的习惯，情欲，对真、善、美的渴求——这个人物在五十年前并非缺乏美德（史学家对这一点并不责难他），但是他却没有当代教授对人的幸福所具有的那种看法，这些教授从青年时代起就钻研学问，他们读书，领会讲义，把心得记在小本子里。
就假定五十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对人的幸福的看法是错误，那么，当然也应假定那个指责亚历山大的史学家在若干年后对人的幸福的看法同样是不正确的。这个假定之所以十分自然而且必要，那是因为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历史的发展，就会看见，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著作家的不同，对于什么是人的幸福的看法不断地改变着；因此，本来是福，十年后却认为是祸；反之亦然。不仅如此，即使在同一时间，我们在历史上见到对祸与福的见解完全相矛盾的观点：一些人认为给波兰以宪法和神圣同盟是亚历山大的功劳，但另一些人却因此而谴责亚历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