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渡别列济纳河战役唯一的意义乃在于，这次渡河明显而毫无异议地证明所有切断敌军的计划都是错误的，而库图佐夫所主张的唯一可行的军事行动——只在敌人后面尾随着，是正确的。那群乌合之众的法国人不断增加速度、为达到目的地拼命逃跑。他们像一群受伤的野兽在狂奔，挡住他们的去路是不可能的。证明这一点的，与其说是渡河的安排，不如说是桥上发生的情况。当桥倒塌了的时候，徒手的士兵们、从莫斯科逃出的人们、随从法国运输队带孩子的妇女们，都受惯力的影响而不投降，都向桥上拥去，向结冰的水中拥去。
这种拼命前冲的愿望是合乎情理的。逃跑的人和追赶的人的景况都同样的坏。落难的人留在自己的人中间，可以指望伙伴们的帮助，在自己的人中间可以占有一定的地位。如果投降俄国人，他虽然仍然处在同样遭难的境况，但是在分配生活必需品时，他就得向后站了。法国人无须得到确切的情报，就知道俄国人对那半数的俘虏不知怎么办，即使俄国人很想拯救他们免于冻饿而死；他们从感觉上知道事情只可能是这个样子。最富有同情心的司令官们和对法国人有好感的人，甚至在俄国军队中服务的法国人，对俘虏也爱莫能助。那个毁灭了法国人的灾难，也是俄国军队经受的灾难。不能从饥饿的、急需的士兵手里把面包和衣服夺去给那些虽然无害、也不可恨、也没有罪、然而却是无用的法国人。也有的俄国人这样做了；但是这只是例外。
后面是必然的灭亡；前面却有希望。已经是破釜沉舟，除了集体逃走，别无出路，于是法国人就全力集体逃跑了。
法国人越是往前跑，他们的残余部队越是悲惨，特别是在根据彼得堡的计划寄予特别希望的别列济纳战役以后，那些互相怪罪、特别是怪罪库图佐夫的俄国司令官们的情绪，也就越激昂了。他们认为，彼得堡的别列济纳计划如果失败，一定是库图佐夫的失误，因此，对他的不满、蔑视和讥笑越来越强烈了。蔑视和讥笑自然是以恭敬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库图佐夫无法质问他们责怪他什么，为什么责怪他。他们跟他说话并不认真；在向他报告和请他批准什么事的时候，他们做出执行一件可悲的仪式的样子，而背后却向他挤挤眼，尽可能处处都欺骗他。
正因为这些人不能了解他，所以都以为跟老头子没有什么可谈的；他永远不会理解他们计划的深刻用意；他要对他那些关于“网开三面”、不能带领一群乌合之众打出国门以外诸如此类的空话（他们觉得这不过是一些空话）负责。这一切他们已经从他那儿听过的。他所说的一切：例如，需要等待给养，士兵们没有靴子，都是那么简单，而他们所建议的却是非常复杂而且聪明，在他们看来那是明摆着的：他既老且蠢，而他们却是不当权的天才统帅。
特别是在和显赫的海军上将和彼得堡的英雄维特根施泰因的军队会师以后，这种情绪和参谋部的流言蜚语达到了极点。库图佐夫看出了这一点，但是他只是叹着气耸耸肩罢了。只有一次，在别列济纳战役以后，他发了脾气，给单独向皇帝打报告的贝尼格森写了如下一封信：
“由于贵恙复发，见信后请即去卡卢加，听候皇上的旨意和任命。”
把贝尼格森打发走之后，接着康士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来到了军队，他在战争初期参过战，后来被库图佐夫调离了军队。现在大公来到军队，通知库图佐夫说，皇上不满意我军战绩不佳、行动缓慢，皇上打算日内到军队中来。
就是这个库图佐夫，在朝政和军事都富有经验的老人，在本年八月违反皇上的意愿被选为总司令，也就是他把皇储和大公调离了军队，也就是他，凭借自己的权力、违反皇上的旨意，决定放弃了莫斯科，现在这个库图佐夫立刻了解到，他的时代已经完结了，他扮演的角色结束了，他那虚假的权力也已经不再存在了。他了解这一点，不仅由于朝廷的态度。一方面，他看出，他在其中担任角色的军事活动已经结束了，因而他感到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另一方面，正在这时他感到他那衰老的身体疲惫不堪，需要休息。
十一月二十九日，库图佐夫进驻维尔纳——他所说的“亲爱的维尔纳”。库图佐夫曾两次做过维尔纳总督。在富饶的、保持完整的维尔纳城，库图佐夫除了享受到他久已失去的那些舒适的生活条件外，还找到一些老朋友和可供回忆的事物。于是，他忽然撇开一切军务和政务的操劳，尽可能沉浸在平稳的、早先习惯的、他周围沸腾着的热情生活所能给予他的安静生活，仿佛历史进程中正在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