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一天没有吃饭，他觉得土豆味儿非常好闻。他谢过那个士兵，就吃起来。
“怎么样，不错吧？”那个士兵笑着说，他拿起一块土豆，在手掌上切成两半，从破布里捏点盐撒上，递给皮埃尔。
“烧土豆可真美！”他重复说，“你尝尝这个。”
皮埃尔觉得，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我嘛，怎么都无所谓，”皮埃尔说，“但是，他们凭什么杀那些可怜的人呢！……最后一个受刑的才二十来岁。”
“嗤嗤……嘘嘘……”那个小个子说。“罪过，罪过……”他连忙补上一句，好像他的话经常挂在嘴边，不自觉地脱口而出，他接着说：“怎么回事，老爷子，您怎么没有离开莫斯科？”
“我没料到他们来得这么快。我是无意之间留下来的。”皮埃尔说。
“他们是怎样抓住你的，亲爱的朋友，是在你家里抓住的吗？”
“不是，我去火场来着，他们在那儿抓住我，说我是纵火犯。”
“哪里有法庭，哪里就有伤天害理的事。”那个小个子插了一句。
“你在这儿很久了吧？”皮埃尔嚼着最后一口土豆，问道。
“我吗？我是上星期在莫斯科一家医院里给他们抓来的。”
“你是干什么的，是当兵的吗？”
“我是阿普舍龙团的兵。打摆子，病得要死。没有人告诉我们一点消息。我们有二十来个人躺在病院里。真是料不到想不到的。”
“怎么样，你在这儿闷得慌吗？”皮埃尔问。
“怎么不闷，亲爱的朋友。我叫普拉东；姓卡拉塔耶夫，”他又补充说，显然为了使皮埃尔容易称呼他，“在部队里人家都叫我‘雏鹰’。怎么不闷，亲爱的朋友！莫斯科，莫斯科是众城之母。眼前的景况怎能不叫人烦恼。蛀虫钻进圆白菜，早晚得完蛋，老年人常常这样说。”他很快补充说。
“什么，你是怎么说？”皮埃尔问。
“我吗？”卡拉塔耶夫问，“我是说：我们的聪明枉然，上帝的审判当然。”他说，以为是重复刚听过的话。立刻又继续说：“您过得怎么样，老爷子，有领地吗？有房产吗？这么说来，十分富足！有主妇吗？老人都在吗？”他问，虽然皮埃尔在黑暗中看不见，但感觉到，那个士兵在问他时，一定撮起嘴唇忍住亲切的微笑。他显然为皮埃尔没有父母、特别是没有母亲而难过。
“老婆给你金玉良言，丈母娘把你当贵客，可都不如亲娘亲！”他说。“有孩子吗？”他接着问。皮埃尔的否定回答显然又使他难过，他连忙补充说：“没啥，你们还年轻，上帝会赐给的。紧要的是和衷共济……”
“不过现在都无所谓了。”皮埃尔情不自禁地说。
“我说，你这个好人呀，”普拉东表示不同意，“永远不要嫌弃讨饭袋，也不要嫌弃坐班房。”他坐得舒服些，清清嗓子，看样子要讲一个长长的故事。“听我说，亲爱的朋友，我还在家里的时候，”他开始讲。“我们那个田庄很富，田地很多，农民的日子过得不错，我们家也很好，谢天谢地。连老爹一家七口下地干活。好日子。都是正经的正教徒。可是，出了一件事……”于是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他说，他到人家林子里去砍柴，被看林人捉住了，挨了一顿打，受到审判，被送去当兵。“没啥，亲爱的朋友，”他说，因为含着笑，声音都变了，“以为是灾，其实是福！我要是不犯罪，我弟弟就得去当兵。弟弟有五个孩子，可是我呢，你瞧，老婆独自一个，有个小丫头，上帝老早就把她要走了。我请假回去一趟，我告诉你吧。到家一看——日子比从前过得好。满院子牲口，娘儿们都在家，两个弟弟出外去挣钱。一个小弟弟米哈伊洛在家。老爹说，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不管咬哪个指头，都照样地疼。要不是普拉东剃了头去当兵，米哈伊洛就得去。把我们都叫了去——你可相信——把圣像摆在前面。他说，米哈伊洛过来，向他鞠躬到地，还有你，米哈伊洛的媳妇，也来鞠躬，孙子孙女，也来鞠躬。你们懂吗？他说。就是这样，我的好朋友。劫数难逃。可是我们总爱逞能：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合适。朋友，幸福好比网里水：你拉拉网——鼓鼓囊囊的，可是拖上来一看，啥也没有。就是这么回事。”普拉东在干草上挪动了一下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