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这个人。”他不慌不忙、冷冰冰地说，显然是想吓唬皮埃尔。一股顺着皮埃尔脊梁溜过的寒噤，像一把钳子似的夹住了他的头。
“您不可能认识我，将军，我从来没见过您……”
“这是一个俄国间谍。”达乌打断了皮埃尔的话，转脸对室内另一个皮埃尔没注意的将军说。达乌转过身去。皮埃尔突然用一种出乎意外的颤动的声音说：
“不是，大人，”他说，忽然想起达乌是一位公爵，“您不可能认识我。我是民兵军官，我没有从莫斯科撤退。”
“您叫什么名字？”达乌又问。
“别祖霍夫。”
“谁能向我证明您不是说谎？”
“大人！”皮埃尔大声喊道，那不是气愤，而是恳求的喊声。
达乌抬起眼来，仔细打量皮埃尔。他们面面相视了几秒钟，这相视的目光救了皮埃尔。在这相视的目光中，一切战争和法庭的条件都消失了，在这两人之间建立了人与人的关系。他们两人此刻都模糊地感到无数的事物，理解到他们俩都是人类的子孙，他们是兄弟。
达乌从那用号码标志着人事和人的生命的文件上刚抬起头来，第一眼看见的皮埃尔不过是一个小道具之类的东西；他可以毫无内疚地把他枪毙；但是现在他已经看出他是一个人。他沉吟了一会儿。
“您怎样证明您说的是实话？”达乌冷淡地说。
皮埃尔想起朗巴莱，于是说出朗巴莱所属的团队、姓名和他住的街道。
“您并不是您所说的那个人。”达乌又说。
皮埃尔声音颤抖、断断续续地举出一些证据证明他的话是真的。
但是这时进来一个副官，向达乌报告了些什么。
达乌听了副官的报告，突然面有喜色，开始扣钮扣。他显然完全把皮埃尔忘记了。
当副官提醒他这里有个俘虏的时候，他皱起眉头，朝皮埃尔那边点了点头，说是把他带走。但是带到哪儿去，皮埃尔不知道：是回到那个棚子里去呢，还是带到刑场上去——就是在经过圣母广场时，他的同伴指给他看的那个刑场。
他回头瞧了瞧，看见副官在问什么。
“是的，那当然啦！”达乌说，“是的”是什么意思，皮埃尔不知道。
皮埃尔不记得是怎样走的，走了多久，走到哪儿去。他迷离恍惚，痴痴呆呆，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只是随着别人迈着脚步，别人停下来，他也停下来。在这段时间，皮埃尔头脑里只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究竟是谁，最后是谁判决他的死刑？不是委员会里审问他的那帮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而且显然不可能这么办。也不是达乌，他是那么富有人情味地瞧着他。只要再等一分钟，达乌就会明白他们是在做蠢事，但是这一分钟被走进来的副官搅和了。这个副官看来也并不是想使坏，但是他本来可以不进来的。究竟是谁处决、杀死、夺走那满怀回忆、志愿、希望的他皮埃尔的生命呢？这是谁干的呢？皮埃尔觉得并没有人这样干。
这是制度，是各种情况的汇合。
是一种制度在杀害他皮埃尔，剥夺他的生命，剥夺一切，把他消灭掉。
十一
这群俘虏被押着离开谢尔巴托夫公爵的府第，经过圣母广场，一直往下走到圣母修道院左边，然后被带到竖着一根柱子的菜园里。柱子后面挖了一个还带有新鲜泥土的大坑，在柱子和坑周围站着一大群人。这群人少数是俄国人，大多数是没有站在队伍里的拿破仑的士兵：穿着不同国籍的各种制服的德国兵、意大利兵和法国兵。柱子两旁站着几排穿着缀有红肩章的蓝制服和短靿靴子、戴着高筒帽的法国兵。
犯人按照名单次序排好（皮埃尔排在第六名），然后被带到柱子跟前。两旁突然敲响了几只大鼓，皮埃尔觉得他的魂儿仿佛随着鼓声飞走了大半。他失去了思考和理解的能力。他只能看和听。他只有一个愿望——希望那件必然要来的可怕的事快一点来。皮埃尔环顾他的同伴，仔细观察他们。
为首的两个是剃光了头的犯人，其中一个又高又瘦，另一个面黑，多毛，筋肉发达，鼻子扁平。第三个是一个家奴，四十五岁左右，头发灰白，身体肥胖，保养得很好。第四个是一个农民，长得很俊秀，蓄着一把浅褐色的大胡子，一对黑眼睛。第五个是一个工人，又瘦又黄，十八九岁，穿一身工作衫。
皮埃尔听见法国人在商量怎样枪毙——一次一个还是一次两个。“一次两个。”带队的军官冷酷、平静地说。士兵的行列调动了一下，显然他们都在忙活，——但是并不像是忙一件大家都理解的事，而是忙着完成一件必要的、然而却是不愉快的、不可理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