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皇帝离开莫斯科之后，莫斯科的生活仍旧按照寻常的轨道运行，这个生活之流是如此平凡，以致令人很难想起前些日子高涨的爱国热情，令人难以相信俄国的处境真的岌岌可危，难以相信英国俱乐部的会员就是不惜任何牺牲的祖国子孙，唯一能够令人记起皇帝在莫斯科期间那种普遍的爱国热情的事情，就是关于有人出人、有钱出钱的号召，这事立即做起来后，就附以法律和正式官方的形式，成为非做不可的了。
随着敌人逐渐逼近莫斯科，莫斯科人对自己处境的看法，正像那些眼见大祸临头的人们常有的情形一样，不但没有变得更严肃，却变得更轻浮了。在危险迫近时，人的灵魂里常常有两个同样有力的声音：一个声音很理智地叫人考虑危险的性质和避免危险的方法；另一个声音更理智地说，既然预见一切和躲避事件的必然发展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就不必白费气力和自寻烦恼去考虑危险了，最好在苦难未到来之前不去想它，只想愉快的事。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多半是听从第一个声音，在社会生活中，就相反地听从第二个声音。现在莫斯科居民正是这样。莫斯科好久没有像这一年这么欢乐了。
拉斯托普钦散发一种传单，上方画着一个酒馆、一个酒保、一个莫斯科小市民卡尔普什卡·奇吉林（这个奇吉林曾当过后备兵，他多贪了几杯，听说波拿巴要进攻莫斯科，发起火来，用脏话痛骂所有的法国佬，他走出酒馆，在鹰形的招牌下面，开始对聚在那儿的民众讲起话来），这张传单跟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15]的限韵诗一样被人们诵读和讨论。
在俱乐部拐角的屋子里，人们聚在一起读传单，有些人喜欢卡尔普什卡对法国人的讥笑，他们说：法国佬被大白菜催肥了，肚子被稀饭撑破了，被菜汤撑死了，他们全是小矮人，一个农妇用干草叉一下子叉起三个扔了出去。有些人不喜欢这种调子，说这太庸俗和愚蠢了。他们说，拉斯托普钦把所有法国人甚至外国人都赶出了莫斯科，他们中间有拿破仑的奸细和间谍；不过，讲这些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趁机转述拉斯托普钦在遣送那些外国人时说的俏皮话。用帆船把外国人解送到尼日尼，拉斯托普钦对他们说：“回老家吧，请上船，当心别让它变成哈伦[16]的船。”人们讲起所有的衙门都迁出了莫斯科，这时立刻提起申申的玩笑，说是为了这一点莫斯科应当感谢拿破仑。人们谈到马莫诺夫要为他的团队准备八十万卢布的开销，别祖霍夫为他的士兵花费得更多，但是，在别祖霍夫的行为中最精彩的表演是，他自己穿上军装，骑马走在团队的前头，对前来观看的人一律免费，分文不取。
“您谁也不饶。”朱莉·德鲁别茨卡娅说，她正用她那戴满戒指的纤细手指，把撕碎的棉线收在一起捏成团儿。
朱莉明天要离开莫斯科，正在举行告别晚会。
“别祖霍夫这个人很可笑，但是他是那么和善，那么可爱。尖酸刻薄算什么取乐啊？”
“罚款！”一个身穿民军服装的年轻人说，朱莉称他为“我的骑士”，他将要陪伴朱莉去尼日尼。
在朱莉的社交圈子里，也跟莫斯科许多社交圈子一样，规定只许说俄语，说法语要受罚，罚款交给捐献委员会。
“为了带法国腔，要再罚一次，”客厅里一位俄国作家说，“‘算什么取乐’不是俄国话。”
“您不肯饶人，”朱莉不理睬作家的话，继续对那个民军说，“尖酸刻薄，我说了法语，我认罚，”她说，“可是，为了乐于对您说实话，我准备再付一次款；至于法语腔调，我不能负责。”她对作家说：“我没有戈利岑公爵那样有钱有时间请教师学俄语。啊，他来了。”朱莉说。“当着……不，不，”她转身对那个民军说，“您不要尽抓我的错。说到太阳，就看见阳光。”女主人对皮埃尔亲切地微笑着，说，“我们正说您呢，”朱莉用她那上流社会妇女所特有的能够把谎话说得自然流利的本领，说，“我们说您的团队一定比马莫诺夫的好。”
“哎呀，可别提我的团队了，”皮埃尔一边回答，一边吻女主人的手，在她身旁坐下，“团队让我腻烦死了！”
“您一定是亲自指挥那个团队吧？”朱莉说，她跟那个民军互相递了个狡黠的、讥笑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