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真希望有人了解我，我现在对一切，对一切都无所谓，”她说，“当然啰，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撇开他就走……阿尔帕特奇对我说过走的事……您和他谈谈吧，我对什么都不能，也不想管……”
“我和他谈过。他希望我们明天就走；可是我想，现在最好还是留下，”布里安小姐说，“因为您会同意，亲爱的玛丽亚，在路上碰到大兵或者暴动的农民——那真可怕。”布里安小姐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不是用普通俄国纸印的法国将军拉莫的文告，上面晓谕居民不得离家逃走，法国当局将给予他们应有的保护，她把文告递给公爵小姐。
“我想，最好是求助于这位将军，”布里安小姐说，“我相信他会给您应有的尊重的。”
玛丽亚公爵小姐读那张文告，无声无泪的哭泣使她的脸颤抖起来。
“您从谁手里拿到这个的？”她说。
“大概他们从我的名字知道我是法国人。”布里安小姐红着脸说。
玛丽亚公爵小姐拿着文告离开窗口站起来，她面色苍白，走出屋子到安德烈公爵以前的书房里。
“杜尼亚莎，去叫阿尔帕特奇，德龙努什卡，或者旁的什么人到我这儿来，”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告诉阿马利娅·卡尔洛夫娜，不要来见我，”她听见布里安小姐的声音，又说，“要赶快走！快点走！”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她一想到她可能留在法军占领区，就不寒而栗。
“要让安德烈公爵知道我在法国人手里，那还得了！要让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博尔孔斯基公爵的女儿去求拉莫将军先生给予她保护，并且接受他的恩惠，那怎么行！”她越想越觉得可怕，以致使她战栗，脸红，感到从未体验过的愤怒和骄傲。她生动地想象她的处境是多么困难，主要的，是多么屈辱。“他们那些法国人住在这个家里；拉莫将军先生占着安德烈公爵的书房；翻弄和读他的信和文件来取乐。布里安小姐在博古恰罗沃恭恭敬敬地招待他。他们恩赐我一个房间；士兵们掘我父亲的新坟，取走他的十字架和勋章；他们对我讲述怎样打败俄国人，装作同情我的不幸……”玛丽亚公爵小姐在想，她不是以自己的思想为思想，她觉得必须用父亲和哥哥的思想来代替自己的思想。对于她个人，不论留在哪儿，可能发生什么事，都无所谓；她觉得她同时还是死去的父亲和安德烈公爵的代表。她不由得用他们的思想来思想，用他们的感觉来感觉。他们现在可能怎样说，可能怎样做，也就是她现在觉得必须要照那样去做的。她到安德烈公爵的书房去，极力深入体会他的思想，来考虑她目前的处境。
生活的需求，本来她认为随着父亲的去世不复再有了，可是它突然以空前未有的力量在玛丽亚公爵小姐面前出现，并且占有了她。
她激动得满脸通红，在屋里走来走去。时而派人唤阿尔帕特奇，时而派人唤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时而派人唤吉洪，时而派人唤德龙。杜尼亚莎、保姆和所有的女仆都不能断定布里安所宣布的事究竟有多少正确的成分。阿尔帕特奇不在家：他到警察局去了。被唤来的建筑师米哈伊尔·伊万内奇来见玛丽亚公爵小姐，他睡眼惺忪，什么也不能回答她。他十五年来回老公爵话时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带着同意的微笑，不表示自己的意见，他也是这样回答玛丽亚公爵小姐的问话的，从他的回答中得不到任何肯定的东西。被召唤来的老仆人吉洪，他两颊深陷，面孔瘦削，带着无法磨灭的悲哀印记，他对玛丽亚公爵小姐所有的问话都回答“是——您老。”他望着她，几乎忍不住要大放悲声。
最后，德龙走进房来，他向公爵小姐深深地鞠躬，在门框旁站住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屋里来回走了一趟，在他对面停下。
“德龙努什卡，”玛丽亚公爵小姐说，在她心目中，她把他当做无可置疑的朋友，就是这个德龙努什卡，他每年去赶维亚济马集市的时候，每次都给她带来一种特制的甜饼，面带笑容交给她，“德龙努什卡，现在，在我们遭遇到不幸之后，”她刚开始说话就停住了，再也没有力量说下去。
“一切都凭上帝的旨意。”他叹息说。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德龙努什卡，阿尔帕特奇不知到哪儿去了，我没有可问的人。有人说我走不得，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