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结果相反——他现在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的有钱的丈夫，一个爱吃吃喝喝、有时把衣服敞开来骂骂政府的退休侍从，一个莫斯科英国俱乐部会员，最后，再就是一个在莫斯科交际场到处受欢迎的红人。他很久都难以接受那个思想，说他现在就是七年前他所非常鄙视的莫斯科退休侍从。
有时他安慰自己说，他不过暂时过这种生活；但后来另外一种想法使他大吃一惊：有多少跟他一样的人，齿发俱全地进入这种生活和这个俱乐部，等到从那儿出来时，齿发全无了。
当他在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刻想到自己的情况时，他觉得他和先前他所鄙视的那些退休的侍从完全不同，那些人庸俗、愚蠢、自鸣得意，对自己的处境心安理得，“可是我呢，直到现在仍然不自满，仍然想为人类做点事情。”他在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刻说。“可是也许，我的那些同事也和我一样，曾经挣扎过，在生活中寻求一条新的道路，也和我一样，被那种环境的力量、社会和出身的力量，那种人类无力抗拒的自然的力量引到我所走的道路。”他在虚心的时刻说。在莫斯科生活了一个时期，他已经不再鄙视那些和他同命运的同事了，而是喜欢、尊重他们，而且像怜悯自己一样怜悯他们了。
皮埃尔不再像以前那样绝望、抑郁、厌恶人生了；原先发作得那么厉害的病，现在进入了内心，而且一刻也没离开过他。“为了什么目的？什么缘故？这个世界在搞些什么？”他天天都有好几次惶惑地问自己，不自觉地开始探索人生的意义；可是经验告诉他，这些问题是得不到解答的，于是他就赶紧回避它，拿起书来读，或者上俱乐部，或者去找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闲聊那些街谈巷议。
“海伦·瓦西里耶夫娜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从来对什么都漠不关心，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皮埃尔想道，“然而人们却认为她聪明绝顶、风雅之至，都对她崇拜得了不得。拿破仑·波拿巴在他还是一位伟人时，人人都鄙视他，可是当他变成可怜的小丑以后，弗朗茨皇帝却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他当情妇。西班牙人通过天主教感谢上帝，因为六月十四日他们打败了法国人，而法国人为了他们六月十四日打败西班牙人也同样通过天主教向上帝感恩。我的共济会会友们用血宣誓，他们准备为邻人牺牲一切，可是他们为贫民捐款连一个卢布也不肯出，他们挑拨阿斯特列亚支会反对寻找吗哪派[2]，为了一张真正的苏格兰地毯[3]和一份谁也不需要的、连写它的人也不懂得其中意义的会章而整天奔忙。我们都宣讲基督的教义——恕罪和爱邻人，为此在莫斯科建筑了许许多多座教堂，可是昨天就有一个逃兵死于鞭笞之下，在临刑前，那个爱和恕教义的执行者——一个老神甫，让那个士兵吻十字架。”皮埃尔这样想道，这种极为普遍、已为人人所承认的虚伪，尽管他已经司空见惯，然而每次却像碰见一桩新鲜事似的使他震惊。“我了解那种虚伪和混乱，”他想，“不过我怎样把我理解的一切告诉他们呢？我试过了，总是发现他们在灵魂深处也像我一样了解，只不过尽可能不去看它罢了。看起来就该这样！可是我怎么逃避呢？”皮埃尔想。他具有许多人，特别是俄罗斯人，所有的那种不幸的能力：看出和相信善和真的可能性，同时对生活中的罪恶和虚伪又看得过于清楚，以致失去认真生活的勇气。在他眼中，任何工作部门，都与罪恶和虚伪分不开。不管他想做一个怎样的人，不管他要做什么事，罪恶和虚伪都推开他，把他活动的所有道路都堵塞起来。然而总得生活，总得做点事情。这些无法解决的生活问题的压力是太可怕了，为了忘却这些问题，他每碰到一种娱乐，都全力以赴地投身其中。他出入每个交际场，放量地喝酒，收购绘画，大兴土木，主要的是读书。
他读书，顺手拿起什么就读什么，回到家里，当仆人还在替他脱衣服的时候，他已经拿起书来读了——从读书过渡到睡眠，从睡眠过渡到在客厅和俱乐部闲谈，从闲谈过渡到狂饮、和女人厮混，从狂饮又过渡到闲谈、读书和小酌。喝酒对于他越来越成为生理的同时也是精神的需要了。虽然医生对他说，因为他肥胖，酒对他是危险的，但是他依然喝得很多。只有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来就往他那大嘴巴灌进几杯酒之后，他才浑身舒畅，觉得体内有一种愉快的温暖，对所有知近的人都感到亲切，对一切思想也愿意浮皮潦草地动动脑筋了，但并不深入它的实质。只有喝了一两瓶酒之后，他才模糊地意识到先前那团把他吓坏了的生活乱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可怕。当他吃过午饭和晚饭，头脑嗡嗡作响，闲谈和听人家谈话，或者读书的时候，他老看见这团乱麻在他身边。只有在酒劲上来的时候，他才对自己说：“不要紧。我可以把它解开——怎么解开我已经有了准备。不过现在没有工夫，——以后我把全部问题都会考虑周到的！”但是这个以后永远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