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公爵说，做这种工作得有法律知识，可是他没受过法律教育。
“谁也没受过，那么您怎么办呢？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必须从其中打开一条出路。”
一个星期后，安德烈公爵就任军事条例委员会委员，而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做了法典编纂委员会一个科的科长。按照斯佩兰斯基的请求，他着手编纂民法第一部分，并且参照《拿破仑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草拟“人权”章节的条文。
七
两年前，也就是一八〇八年，皮埃尔巡视了庄园以后，回到彼得堡，他不由自主地当上了彼得堡共济会的首领。他安排会友的宴会和丧礼，征收新会员，忙于联系各个支会和寻求真正的会约。他捐款修建大厦，尽可能补足义捐的数额，大多数会员在这上头是吝啬的，不按时交款。他几乎是独自出钱维持共济会在彼得堡建立的一所贫民院。
同时他的生活仍像先前一样，尽情地寻欢作乐。他爱吃好的，喝好的，虽然他认为这种行为不道德，有失尊严，但是他无力拒绝他混迹其中的单身汉社会的那些娱乐。
皮埃尔终日忙乱，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过了一年，才开始觉得，他越是想在共济会这块土地上站稳，他脚下这块土地就越是往下沉。同时他觉得，他脚下这块土地陷得越深，他就更不由自主地依赖这块土地。在他刚进入共济会时，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人把一只脚信赖地踏上沼泽地里一块平坦的地面似的。一只脚刚踩上去，就下沉了。为了完全证实他站的地方是否坚实，又踏上另一只脚，于是陷得更深，越陷越深，不由自主地在齐膝深的泥沼里移动了。
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在彼得堡。（他近来推掉彼得堡支会的事务，在莫斯科深居简出。）支会的所有会员都是皮埃尔平时认识的人，所以他很难只把他们看作会友，而不看作某某公爵，或者某某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其中大多数都是他平时认识的浅薄渺小的人物。在他们会裙和会徽下面，他看见的是他们平日追求的制服和勋章。常常在募捐收入的账上，总计十来个会员出了二十至三十卢布，大部分是欠账，而其中有一半欠账的人像他一样富有，每当这时，皮埃尔就想起每个会员曾经应许把一切财产都献给邻人的入会誓言，于是他心中便起了一团疑念，可是他极力摒除这种疑念。
他把他所认识的会友分作四类。他归入第一类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不积极参加支会活动，不关心俗务，专门探讨秘密的教义，探讨上帝的三重称号问题，或者探讨三种元素——硫磺、水银和盐，或者探讨所罗门圣殿的方形和各种形象的意义。皮埃尔尊重这类会友，他认为大多数老会员以及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都属于这类会友，但是他和他们的趣味不相投。他的心思不放在共济会的神秘方面。
皮埃尔把自己以及和自己相似的会友归入第二类，这类会友在追求，在动摇，他们在共济会中还没有找到一条明确的捷径，但希望找到它。
他归入第三类的会员（这类会员最多），认为共济会无非是表面的形式和仪式，并不关心它的内容和意义。维拉尔斯基，甚至主要支会的教头都属这一类。
有很多会友，特别是近来新加入的会员，归入最后一类，第四类。据皮埃尔观察，这些人并没有什么信仰，也没有什么志愿，他们进共济会只不过为了结交达官贵人以及年轻富有的会友，在支会里有很多这样的人。
皮埃尔开始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不满。至少就他在这里所见到的共济会来说，他有时觉得它完全建立在形式上。他并不想怀疑共济会本身，只是怀疑俄国的共济会走错了路，背离了它原来的教义。因此，年底皮埃尔到国外去领受共济会的高级秘诀去了。
一八〇九年夏，皮埃尔回到彼得堡。我们的共济会员在同侨居国外的人通信中得知，别祖霍夫在国外已经得到许多高级人员的信任，领会了很多秘密，被提升到更高的一级，并带回很多对俄国共济会有益的东西。彼得堡的会员们都来看他，巴结他，大家都觉得，他在隐藏着什么，同时又在准备着什么。
确定召开一次二级支会的庄严大会，皮埃尔答应在会上把他从共济会最高领袖那里带来的东西传授给共济会的会友。会议室坐满了人。做完例行的仪式后，皮埃尔站起来演说了。
“亲爱的会友们，”他开始说，红着脸，结结巴巴，手里拿着讲演稿，“关起门来奉行我们的秘诀是不够的，必须行动……行动。我们都在打瞌睡，可是我们应当行动。”皮埃尔拿起笔记本，开始读下去。“为了传布纯正的真理和获取美德的胜利，”他读道，“我们应当扫除人们的偏见，传播符合时代精神的原则，负起教育青年人的责任，与最聪明的人牢固地联合起来，勇敢而慎重地破除迷信，消灭不信神现象和愚蠢行为，扶植那些忠于我们的、由于共同的目的而互相结合的、而且具有权威和力量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