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时不满意地察觉，他在同一天，在不同场所反复地谈论同一个问题。可是整天忙得他没有时间去注意他什么都没想。
星期三，斯佩兰斯基在自己家中单独接见了博尔孔斯基，跟他亲切地谈了很久，这次会见也同在科丘别伊家初次见面一样，斯佩兰斯基给安德烈公爵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安德烈公爵认为可鄙的渺小人物是那么多，他那么希望在某个人身上发现他所追求的至美至善的活的理想人物，因此他轻易就相信，他在斯佩兰斯基身上找到了一个十分有理性、有道德的理想人物。如果斯佩兰斯基的出身和安德烈公爵一样，教养和道德观念也一样，那么博尔孔斯基就会很快发现他的弱点，发现一般人常有的非英雄的一面，可是现在这个头脑清晰、令他惊异的人，正因为不为他全然了解，更加使他肃然起敬。此外，不知是因为斯佩兰斯基欣赏安德烈公爵的才能呢，还是因为他认为必须把他笼络过来，斯佩兰斯基在安德烈公爵面前卖弄他那无动于衷的冷静的理性，同时用微妙的奉承讨好安德烈公爵，这种奉承结合着自负，就是说，默认对方和自己，而且只有对方和自己，能够理解所有其余的人的彻头彻尾的愚蠢以及自己思想的合理和深刻。
在星期三晚上长谈中间，斯佩兰斯基不止一次地说：“我们重视一切超出作为一般标准的根深蒂固的习惯……”或者微笑着说：“可是我们又要把狼喂饱，又要使羊安全……”或者说：“他们不懂得这个……”总是带着这样的神情：“只有咱们，您和我，咱们才懂得他们是什么人，咱们是什么人。”
这第一次和斯佩兰斯基长谈，更加强了安德烈公爵第一次会见他时的感觉。他在他身上看见了一个富于理智、思想周密、才智广博的人，他以全部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取得权力和利用这个权力专门为俄国谋福利。在安德烈公爵心目中，斯佩兰斯基正是他要做的那样的人，这种人对一切生活现象能够给予合理的说明，只承认合理的事物是真实的，善于用理性的尺度衡量一切。在斯佩兰斯基的阐述中，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明了，安德烈公爵不由得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如果他表示反对或者争辩，那只不过因为他故意要显示自己有独立的见解和不完全服从他的意见罢了。一切都是对的，一切都很好，但是只有一件事使安德烈公爵感到不舒服：这就是斯佩兰斯基的目光——它冰冷、清澈，使人看不透他的灵魂，此外还有那双白净滑腻的手——就像一般人通常喜欢看掌权的人的手那样，安德烈公爵不由得老看他的手。清澈的目光和白嫩的手不知为什么烦扰着安德烈公爵。还有使安德烈公爵吃惊而且不愉快的是他发现斯佩兰斯基对人过份藐视，以及他在论证自己的意见时所使用的方法之繁多。除了不用比喻外，他使用了一切可用的思维方法，安德烈公爵觉得，他过于大胆地换了一个又一个。他时而站在实干家的立场非难梦想家，时而作为一个讽刺家辛辣地嘲笑他的反对派，时而论点谨严，时而忽然上升到玄学领域（最后这个论证方法是他特别常用的）。他把问题提到玄学的高度，给空间、时间、思想下定义，由这里得出反驳的论点，然后又回到争论的问题上。
总之，使安德烈公爵惊奇的斯佩兰斯基的智力特征，是对智慧的力量和合理性有着无庸置疑和不可动摇的信念。显然，斯佩兰斯基的头脑里永远不会进入那种在安德烈公爵看来极平常的思想：反正你不能把你所想的一切尽力表达出来，也永远不会发生这样的怀疑：我所想的一切以及我所信仰的一切是不是乱弹琴？正是斯佩兰斯基这种特殊的智力使安德烈公爵最为赞赏。
在与斯佩兰斯基认识的初期，安德烈公爵对他发生了狂热的敬佩，正像他曾经对波拿巴产生的感情一样。斯佩兰斯基是神甫的儿子，一些蠢人可能因为他这种卑微的出身而庸俗地瞧不起他，也的确有不少的人是这样的，由于这个缘故，安德烈公爵特别珍惜他对斯佩兰斯基的感情，而且不自觉地在他内心加强了这种感情。
博尔孔斯基在他那儿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在谈到法典编纂委员会时，斯佩兰斯基带着讽刺的口吻对安德烈公爵说，委员会成立了一百五十年，花了数百万卢布，结果一事无成，只是罗森坎普夫在各种不同的法律条文上贴一些标签而已。
“这就是国家花掉几百万卢布所得到的全部结果！”他说，“我们想给参议院以新的审判权，但是我们没有法律。因此，像您这样的人，公爵，现在不出来服公务是一种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