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记账！”
罗斯托夫押了五个卢布，输了，又押了五个，又输了。多洛霍夫一连杀了罗斯托夫十张牌，就是说，赢了他十张牌。
“诸位，”他做了一阵子庄家，说，“请把钱放在牌上，不然我会算错的。”
其中一个赌徒说，他希望能给他记账。
“记账是可以的，不过我怕算错；请把钱押在牌上。”多洛霍夫回答，“你不要不好意思，咱们以后会清账的。”他对罗斯托夫加了一句。
他们继续赌下去，侍者不断送来香槟。
罗斯托夫的牌全给杀掉了，他已经欠了八百卢布。他本想在一张牌上押八百卢布，但在送给他香槟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又改为一般的赌注——二十卢布。
“别改啦，”多洛霍夫说，虽然他对罗斯托夫好像连看也没看，“你得快点赢回去。我输给别人，可是老赢你。也许你怕我吧？”他又重复一遍这句话。
罗斯托夫照办了，不改动已经写好的八百卢布，把从地上捡起来的破角的红桃七押上。过后很久他都清清楚楚地记得这张红桃七。他押上红桃七，用粉笔头在这张牌上端端正正写上“800”；喝了一杯侍者送来的暖香槟，对多洛霍夫的话笑了笑，于是他提心吊胆地瞅着多洛霍夫拿牌的手，等待着红桃七的出现。这张红桃七的输或者赢，对于罗斯托夫是事关重大的。上星期日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给儿子两千卢布，他是从来不爱谈手头拮据的，可是他对儿子说，在五月之前这是最后一笔钱了，叫他这次要节省一点。罗斯托夫说，这笔钱对他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他保证在春天以前不再要钱。现在这笔钱只剩一千二百卢布了。因此，红桃七不仅意味着输一千六百卢布，而且势必要改变诺言。他揪着一颗紧张的心，望着多洛霍夫的手并且在想：“快发给这张牌吧，这样我就可以拿起帽子坐车回家，同杰尼索夫、娜塔莎和索尼娅一起用晚餐，从此以后发誓再不沾牌的边儿。”此刻，他的家庭生活——跟彼佳的玩笑，跟索尼娅的谈话，跟娜塔莎的二重唱，跟父亲的玩牌，甚至波瓦尔大街家里那张舒适的床铺——在他想象中都是那么生动有力、清晰迷人，就仿佛这一切已经成为久已过去、再也得不到的、异常宝贵的幸福。他不能设想愚弄人的运气竟然不得不把红桃七放在右边，而不是放在左边[16]，以致使得他坠入从未体验过的不可知的灾难深渊。这是不可能的，但他仍然揪紧了心，等待着多洛霍夫两只手的动作。那两只骨骼粗大、颜色发红、从衬衫袖口下露出汗毛的手，把整副牌放下，接过侍者递给他的杯子和烟斗。
“你真的不怕跟我赌吗？”多洛霍夫又重复这句话，他仿佛要讲有趣的故事似的，把牌放下，往椅背上一靠，嘴角含笑，慢条斯理地讲起来：
“是啊，诸位，我听说莫斯科谣传，说我是赌假博，因此我奉劝你们对我要当心点。”
“好啦，快发牌！”罗斯托夫说。
“嘿，这帮莫斯科的三姑六婆！”多洛霍夫说，笑着把牌抓起来。
“啊——哈！”罗斯托夫把两手举到头发上，几乎大声叫起来。他所要的红桃七竟然出现在整副牌的第一张。他已经输到无力偿付的地步。
“不过，你不要拼命冒险。”多洛霍夫向罗斯托夫瞥了一眼，说，继续发牌。
十四
一个半小时以后，大多数赌徒都不大注意打自己的牌了。
整个赌局都集中在罗斯托夫一个人身上。他的欠账不是一千六百卢布，而是一长串数目字，他曾估计大约上万了，可是现在他模糊地觉得，已经达到一万五千。而实际账面已经超过两万了。多洛霍夫已经不听也不讲故事了，他注视着罗斯托夫的手的每一个动作，偶尔瞟一下他的欠账。他决定继续赌下去，直到罗斯托夫欠四万三千卢布为止。他所以要选这个数目，是因为这个数目是他和索尼娅两人年龄的总和。罗斯托夫两手支着头坐在画满数字、酒渍斑斑、堆满纸牌的桌旁。一个恼人的印象总也挥之不去：那两只骨骼粗大、颜色发红、在衬衫袖口下露出汗毛的手，两只他又爱又恨的手，牢牢地控制了他。
“六百卢布，爱司，角，九……赢回来是不可能了！……家里是多么快乐啊……杰克孤注……这是不可能的！……他为什么跟我来这一手？……”罗斯托夫在想和回忆。有时他下一个大注；但是多洛霍夫拒绝打它，他亲自给他定注。尼古拉顺从了他，他时而祈祷上帝，就像他在战场上、在阿姆施特滕桥上那样祈祷上帝，时而认为随便从桌子下面捡一张折坏的牌可以搭救他，时而数数他的军服上有几根绦带，就把全部输掉的钱都押在数目相同的牌上，时而环顾其他的赌友求救，时而瞅瞅多洛霍夫那张现在变得冰冷的面孔，极力揣测他怀着什么鬼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