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完就离她而去了。
渥伦斯基明白，再作尝试也是徒劳的，这几天待在彼得堡必须像待在别的城市那样，要与原先的上流社会断绝一切来往，以免招来使他十分难堪的不愉快和屈辱。待在彼得堡主要不愉快的事之一就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这个人和他的名字好像到处都能遇到。离开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就不能谈任何事；要想不遇见他，那就别到任何地方去。至少渥伦斯基觉得情况是这样的，好比一个人手指有伤痛，干什么都会偏偏碰到这个手指。
还有一件事使渥伦斯基待在彼得堡觉得很痛苦，那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发现安娜身上始终有一种他所无法理解的新情绪。她时而好像很爱他，时而变得冷漠无情，暴躁易怒，让人无法理解。她为某件事苦恼，她有事瞒着他，她仿佛没有发现那些毒害他生活的侮辱，她这个有着敏锐的理解力的人，对此照理该有更痛切的感受。
二十九
安娜回俄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与儿子见面。从她离开意大利的那天起，一想到与儿子见面，她就激动不已。她离彼得堡越近，觉得这次见面的喜悦和重要性就越大。她没有想过如何安排这次见面的问题。她觉得，当她与儿子待在同一个城市里的时候，见儿子是既自然、又简单的事；一到彼得堡，她突然清晰地看到了她现在在社会中的处境，于是她明白安排这次见面是很难的。
她已经在彼得堡住了两天。她一刻不停地思念着儿子，却没有见到过儿子。她觉得自己无权直接到那幢可能会遇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房子里去。人家可能不让她进去，也可能羞辱她。一想到写信同丈夫联系的做法，她就会感到很痛苦；只有在不想到丈夫的时候，她才能安下心来。打听儿子什么时候和到什么地方散步，然后在他散步时同他见面，这样做她又不满足：她为这次见面做了多么周到的准备，她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她多么想拥抱他、亲吻他。谢廖扎的老保姆会帮助她，会给她出主意。但是，保姆现在已经不住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家里了。两天的时光就在这些犹豫不决的想法和寻找保姆的过程中飞逝而去了。
第三天，打听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同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亲密关系后，安娜决定给她写一封信。这封信花了她很大的力气，她在信中故意说，是否准许她见儿子，这件事取决于丈夫的宽宏大量。她知道，假如丈夫看到这封信，他要继续扮演宽宏大量的丈夫角色，就不会拒绝她的。
送信的仆人向她转告了“不予回答”这一最残酷和最出乎她意料的答复。她把信差叫进来，听他详细叙述了他如何等在那儿，后来人家如何对他说“不予任何回答”，她感到自己受到了空前的巨大侮辱。安娜感到自己是被伤害的人，但是她明白，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从她自己的观点来看是做得对的。她的痛苦因只能独自忍受而显得更为强烈。她不能也不愿意与渥伦斯基分担这一痛苦。她明白，尽管他是使她遭到不幸的主要原因，但是对他说来，她能否与儿子见面是一件最无关紧要的事。她明白，他永远也无法理解她的痛苦有多深重；她明白，她会因他在提到这件事时所用的冷淡口气而憎恨他。这一点恰恰是她最最害怕的，因此她把一切涉及儿子的事都瞒着他。
她在家里坐了一整天，考虑与儿子见面的种种方法，最后决定给丈夫写一封信。她已经在写信了，这时人家给她送来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信。伯爵夫人的沉默制服了她，并使她折服，但是这封信，以及她在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所看出的一切，把她激怒了。伯爵夫人的这一恶毒用心同她对儿子的那份正当的炽热感情相比，多么令人气愤，因此她开始恨别人，不再指责自己。
“这种冷淡是装出来的，”她暗自说道，“他们一心要侮辱我，要折磨孩子，而我要向他们屈服！决不屈服！她比我坏。我至少不会撒谎。”她立即决定，明天，也就是在谢廖扎的生日，她直接到丈夫家去，买通下人，即使欺骗，她也要见到儿子，要揭穿他们对可怜的孩子设下的卑劣骗局。
她到玩具店去了一趟，买了许多玩具，想好了行动计划。她将一早就赶去，在八点钟赶到，那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必还没有起床。她将把钱捏在手里，到时候就塞给门房和仆人，让他们放她进屋，然后继续披着面纱说，她是代表谢廖扎的教父来祝贺他的生日，她受托要把玩具放在孩子的床边。她只是没有想好要对儿子说的话。无论想多么久，她就是想不出要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