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而言，那是一段黑暗的日子。共和国总统向他发来唁电，承诺会彻底调查，并为死者表示哀悼。在总统的授意下，市长为葬礼送来四个花圈，想摆在棺材上，却被上校拦在街头。葬礼之后，他起草了一份措辞激烈的电文给共和国总统并亲自去发送，但电报员拒绝办理。于是他添上更多火药味十足的字句，装进信封寄了出去。就像妻子去世或战争中好友接连战死时一样，他心里没有悲痛，只有无处发泄的盲目愤怒，以及徒耗精力的无奈。他甚至指控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参与了暗杀，因为神甫曾给他的儿子们留下无法消除的印记便于敌人辨认。衰朽不堪的神甫那时已头脑糊涂，在布道坛上的荒唐布道开始吓走教区的信众。一天下午他拿着圣灰星期三的灰罐来到家里，要为全家画十字来证明那灰烬完全可以用水洗掉。然而惨剧已造成深深的恐惧，连费尔南达也不愿参与实验，并且从此再没有布恩迪亚家的人在圣灰星期三跪在祭坛围栏前。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很久都未能恢复平静。他不再制作小金鱼，吃不下东西，拖着毯子像梦游者一般在家中游荡，口中咀嚼着默然的怒火。三个月过去，他的头发变得灰白，往日里修剪齐整的髭须耷垂在苍白的唇边，但他的双眼重又变成两团火炭，这双眼睛曾吓住看到他出生的人，曾仅仅一瞥就让椅子打转。忍受着怒火的折磨，他试图唤起青年时代曾引导自己走上危险道路直至荣耀的荒原的预兆，却都归于徒然。他迷失在一个陌生的家中，这里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事物能引发他丝毫的感怀。一次他打开梅尔基亚德斯房间的门，想寻找战前岁月的痕迹，却只看见废料、垃圾和多年积累下来的污物。在没人再翻动的残破书页间，在被潮气侵蚀的羊皮卷上，生出繁密的紫苔；曾经是家中空气最洁净的房间，却充斥着腐朽记忆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一天早上，他看见乌尔苏拉趴在栗树下已故丈夫的膝上哭泣。家里只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看不见那位经历半个世纪风吹雨打的健硕老人。“跟你父亲打个招呼吧。”乌尔苏拉对他说。他在栗树前停了片刻，又一次确认了那片空旷的空间同样无法触动他的情感。
“他说什么？”他问。
“他很难过，”乌尔苏拉回答，“因为他认为你快死了。”
“请告诉他，”上校笑了，“一个人不是在该死的时候死，而是在能死的时候死。”
亡父的预感拨动了他心中残存的最后一分高傲的余烬，但他却错以为陡然间重获了力量。因此他纠缠着乌尔苏拉要她说出院中何处埋藏着圣约瑟石膏雕像里的金币。“你永远不会知道。”她回答道，那坚定的态度源于往日的教训。“早晚有一天，”她补充道，“这笔财富的主人会出现，只有他能挖出来。”没人知道一向慷慨大方的人怎么会如此迫不及待地开始聚敛金钱。那并非足够救急的小钱，而是提一下就能让奥雷里亚诺第二咋舌的惊人巨款。他登门求助时，那些旧日的党内同僚都躲起来不见他。就在这个时期他听到人们说：“如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唯一区别就是，自由派去做五点的弥撒，而保守派去做八点的。”然而他如此坚持，四处奔走恳求，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东拼西凑，暗中不懈努力，结果在八个月里筹到的款项超过了乌尔苏拉埋藏的金币数目。于是他去拜访病中的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要他协助自己掀起一场全面战争。
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尽管瘫痪在摇椅上，但在一段时期内的确是唯一能够联络到起义军旧部的人物。自从尼兰迪亚停战协定签订以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寄身于打造小金鱼的作坊，他却与直到战败仍忠心耿耿的部下保持着联系。他和他们一起打着一场屈辱的日常战争，其中充满恳求与申请：“请您明天再来”，“就快了”，“我们正在认真研究您的问题”；打着一场彻底失败的战争，败给了那些“您忠实恭顺的仆人”，他们应该签发但从未签发养老抚恤金。另一场血腥的战争延续了二十年，却不曾像这场无限拖延、日日消磨的战争带给他们如此多伤害。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曾躲过三次暗杀，五次受伤大难不死，身经百战安然无恙，却败给了无尽的等待，屈服于凄凉的晚景，在一间借来的光线昏暗的屋子里想着阿玛兰妲。最后一批他知晓下落的老兵出现在报纸上的照片里，卑顺地仰着面孔，身旁站着不知名的共和国总统。他赏赐他们铸有自己头像的金扣子别在衣领上，又归还给他们一面染着鲜血和硝烟污痕的战旗，以备日后覆在棺材上。另一些人更有骨气，在社会救济的荫庇下仍苦苦等待回音，他们或因饥饿而死，或怀着一腔怒火苟活，或在精致的荣誉粪堆中衰老腐烂。因此，当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邀请他发动一场殊死决战，彻底铲除外国入侵者扶植的腐败可耻的政府，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不禁因同情而颤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