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母亲。”她自报家门。
卫兵挡住她的去路。“无论如何我要进去，”乌尔苏拉表示决心已定，“如果你们得到了命令，那就开枪吧。”她推开一个卫兵，闯进当年的教室，里面一群赤身露体的士兵正在给武器上油。一位身穿野战服、戴着厚眼镜、脸色红润、举止庄重的军官，做了个手势要卫兵们退下。
“我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母亲。”乌尔苏拉重复了一遍。
“您的意思是，”军官脸露和蔼的微笑纠正她，“您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先生的母亲。”
乌尔苏拉从他咬文嚼字的说话方式中听出了内地人特有的傭懒腔调。
“随您怎么说，先生，”她承认道，“只要能让我见他就行。”
上级下令不允许探视死刑犯，但那位军官自行做主允了她十五分钟的会面时间。乌尔苏拉让他检查了自己的包袱：一套干净的换洗衣服，儿子结婚时穿过的靴子，她从预感儿子要归来的那天存留至今的奶味甜食。她在牢房里见到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他躺在行军床上，大张双臂，因为腋下长满了疖子。他们允许他刮了胡子，浓密的短髭尖角上翘，衬得颧骨线条分外突出。在乌尔苏拉眼中，他比离开时更苍白，但略高了些，也愈显孤单。他对家中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自杀，阿尔卡蒂奥任意妄为后被枪决，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栗树下昏沉度日。他也知道阿玛兰妲把近似孀居的单身时光全部花在了奥雷里亚诺·何塞的抚养上，这孩子已显露出聪慧的头脑，学说话的同时也学会了读写。从进入房间的那一刻起，乌尔苏拉就被儿子老成持重的神情、生杀予夺的气概和通身放射出的威严光彩所震慑。她奇怪他消息如此灵通。“您别忘了，我能未卜先知。”他开玩笑道，随即又严肃地补充一句，“今天早上他们押我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都已发生过。”实际上，当喧嚣的人群拦住去路，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惊讶于短短一年时间里镇子就衰老如斯。巴旦杏树枝叶凋零；漆成蓝色的房子时而改漆红色，时而又改回蓝色，最后那颜色都变得难以辨别
“你还能指望什么？”乌尔苏拉叹了口气，“时间过得很快。”
“话是没错，”奥雷里亚诺附和道，“可也没那么快。”
这本是期望已久的探视，双方也都准备好了问题甚至预先想好了答案，可就这样又变成了家常聊天。卫兵通知时间已到，奥雷里亚诺从床席下取出一卷汗湿的纸张。那是他写的诗，有他离开时随身携带的为蕾梅黛丝而作的，还有后来在危机四伏的战时间歇写的。“答应我别给任何人看，”他说，“今天晚上就用这些生炉子。”乌尔苏拉答应了，站起身来与他吻别。
“我给你带了把左轮手枪。”她低声说道。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确认了他们不在卫兵的视线之内。“我用不着，”他压低声音答道，“不过还是给我，免得您出去的时候被搜出来。”乌尔苏拉从胸衣里掏出左轮手枪，他接过去藏在床席下面。“现在不要告别。”他镇静地结束了谈话，“不要乞求任何人，也不要向任何人低头。您就当我早被枪毙了。”乌尔苏拉咬着嘴唇没哭出来。
“找热石头贴到疖子上。”她说。
她转身，离开牢房。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站在那里，若有所思，直到牢门关闭。他回到床上，仍旧大张双臂。自从少年时代开始对自己的预感有所意识，他就想死亡的来临会由一种不容置疑、不可改变的明确征兆来预告，但如今还剩几个小时就要上刑场，那征兆仍未出现。有一次，一个极其美貌的姑娘走进他在图库林卡的营地，请求卫兵放她进去见他。卫兵同意了，因为他们知道有些狂热的母亲会把女儿送进最出名的勇士的卧室，据她们自己说是为了改良血统。姑娘走进房间的时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正要写完那首关于雨中迷路人的诗。他背对着她，把诗页收进存放诗作的带锁小箱子。他感觉到了。他抓起箱子里的手枪，却没有回头。
“请不要开枪。”他说。
他握着子弹上膛的手枪转过身，看见那姑娘已放下自己的枪，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就这样，他躲过了十一次伏击中的四次。相反，一个至今未被抓获的凶手一天晚上潜入革命军在马纳乌雷的军营，刺死了他的好友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勒上校，而他是为了让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勒上校发热退烧才把自己的行军床让出来的。他就睡在同一房间内几米外的吊床上，却毫无察觉。他试图摸清预感的规律，却是徒然。预感总是倏然来临，灵光一现，好像一种确凿无疑的信念在瞬间萌生却无从捕捉。有些时候来得如此自然，直到应验之后才有所察觉。也有些时候非常明确却没有应验。还有许多时候不过是普通的迷信而已。然而在被判处死刑并被问及有何愿望的那一刻，他毫无困难地认清了预感，据此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