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之中，有两种人最可以羡慕：一种是像高尔基一样，活到了六七十岁，而能写许多有声有色的回忆文的老寿星；其他的一种是如叶赛宁一样的光芒还没有吐尽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写许多文学史上所不载的文坛起伏的经历，他个人就是一部纵的文学史；后者则可以要求每个同时代的文人都写一篇吊他哀他或评他骂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横的放大的文苑传。
现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诗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状貌可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认识他的人老老少少一个个都死完的时候为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
上面的一篇回忆写完之后，我想想，想想，又在陈先生代做的挽联里加入了一点事实，缀成了下面的四十二字：
三卷新诗，廿年旧友，与君同是天涯，只为佳人难再得。
一声河满，九点齐烟，化鹤重归华表，应愁高处不胜寒。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原载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新月》第四卷第一期“志摩纪念号”）
* * *
[1] 陈紫荷（生卒年不详），郁达夫好友，其妻王映霞外祖父王二南先生的弟子。
[2] 邵伯炯（生卒年不详），清末书法名家、清光绪甲辰科翰林，民国初年，北京城垣门额均出自其手笔。
[3] 原文有误，应为“一九二四、五年”。
[4]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印度著名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著有《飞鸟集》等。
[5] 董任坚（1900—），教育家，曾任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筹备委员会召集人。
给沫若
沫若：
和你分手，是去年十月的初旬，——记不清哪一日了，但我却记得是双十节到北京的——接到你从白滨寄出，在春日丸船上写的那封信，是今年四月底边。此后你也没有信来，我也怕写信给你，一直到现在——今天是七月二十九日——我与你的中间，竟没有书札来往。我怕写信给你的原因第一是：因为我自春天以来，精神物质，两无可观，萎靡颓废，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坠。我怕像这样的消息，递传给你，也只能增大你的愁怀，决不能使你盼望我振作的期待，得有些微的满足。第二是：因为我想像你在九州海岸的生涯，一定比苏武当年，牧羊瀚海的情状，还要孤凄清苦，我若忽从京洛，写一纸长书，将中原扰攘的情形，缕缕奉告，怕你一时又要重新感到离乡去国之悲，那时候，你的日就镇静的心灵，又难免不起掀天的大浪。此外还有几种原因，由主观的说来，便是我天性的疏懒；再由客观地讲时，就是我和你共事以后，无一刻不感到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总觉得对你不起的深情。记得《两当轩集》里有几句诗说：强半书来有泪痕，不将一语到寒温，久迟作答非忘报，只恐开缄亦断魂，……我现在把它抄在这里，聊当作我两三月来，久迟作答的辩解。
五月初——记不清是哪一日了，总之是你离开上海之后，约莫有一个多月的光景——我因为我在北京的生活太干寂了，太可怜了，胸中在酝酿着的闷火，太无喷发的地方了，在一天东风微暖的早上，带了一支铅笔，几册洋书，飘然上了南下的征车，行返上海。当车过崇文门，去北京的内城渐远的时候，我一边从车座里站起来，开窗向后面凝望，一边我心里却切齿地作了底下的一段诅咒：“美丽的北京城，繁华的帝皇居，我对你绝无半点的依恋！你是王公贵人的行乐之乡，伟大杰士的成名之地！但是Sodom[1]的荣华，Pompey[2]的淫乐，我想看看你的威武，究竟能持续几何时？问去年的踏雪，而今何处？——But where are the snows of yester—year？——像我这样的无力的庸奴，我想只要苍天不死，今天在这里很微弱地发出来的这一点仇心，总有借得浓烟硝雾来毁灭你的一日！杀！杀！死！死！毁灭！毁灭！我受你的压榨，欺辱，蹂躏，已经够了，够了！够了！……”那时候因为我坐的一间三等车室内，别无旁客，所以几月来抵死忍着，在人前绝不曾洒过的清泪，得流了一个痛快。沫若，我是一个从来不愿意诅咒任何事物之人，而此次在车中竟起了这样的一段毒念。你说我在这北京过度的这半年余的生活，究竟是痛苦呢还是安乐？具体的话我不说了，这首都里的俊杰如何的欺凌我，生长在这乐土中的异性者，如何的冷遇我等等，你是过来人，大约总能猜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