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上海的各书店，杂志编辑者，报馆之类，要想拉鲁迅的稿子的时候，也总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譬如，黎烈文[26]初编《自由谈》的时候，我就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它，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转交的。
此外，像良友书店、天马书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学》杂志之类，对鲁迅的稿件，开头大抵都是由我为他们拉拢的。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和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了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但记得就在他已故的前两个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诉了我他的病状，说医生说他的肺不对，他想于秋天到日本去疗养，问我也能够同去不能。我在那时候，也正在想去久别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们最近的社会状态，所以也轻轻谈到了同去岚山看红叶的事。可是从此一别，竟就再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
关于鲁迅的回忆，枝枝节节，另外也正还多着，可是他给我的信件之类，有许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前烧了，有几封在上海北新书局里存着，现在又没有日记在手头，所以就在这里，先暂搁笔，以后若有机会，或许再写也说不定。
附：
本篇于一九三八年香港《星岛周刊》第一期上发表开头一部分后，因该刊停刊而终止。后又于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九月上海《宇宙风乙刊》创刊号、第九期、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上连载。开始连载时，有《〈宇宙风〉编者按》如下：
“本文原是郁先生写给在香港出版的一个周刊的，只登了一小半，那个只印两三千本的周刊便停刊，所以在本刊把全文刊登一次。郁先生原拟写成三四万字，现在他作客南洋，编者已去函请为续写，以成完璧。”
同年六月至八月再次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第二十三期、第二十五期和第二十七期连载，内容从正文第七部分开始至结束，比在《宇宙风乙刊》的连载，增加了第八至十二部分。这次连载时，作者在文前原有说明如下：
“去年自武汉疏散出来，避难在洞庭湖南岸的汉寿，一住就住上了三个月。在汉寿，没有书看，也没有事情做；忽而接到香港的陶亢德的信，说《星岛周刊》将次发行，无论如何，要为他写一点东西。就于病闲伤老——没落伤老的心绪，自从被沫若比作孤竹君之幼子以来，尤其是有了家庭不幸的现在，二十年左右，始终不曾离开过我一时半刻，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心理现象之余，为他写了几段回忆鲁迅的断片。
原稿的一半，曾在周刊第一期上登载过一回，后来又在上海《宇宙风乙刊》创刊号上，登载过一回；这一回在这里，是第三次登载了，若环境许可的话，总想每期写出一点来，直记到他死的时候为止。
去年写的几段，因篇幅关系，不能转载，现在的两段，是刚写下来的。”
（原载香港一九三八年《星岛周刊》第二期，未完，后刊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九月上海《宇宙风乙刊》和一九三九年六月至八月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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