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斜阳中，四周的群山变得朦胧而渺茫，像一个个淡金色的沙丘。
在这里忽然听见胡琴声，刘荃很感到意外。悠扬地拉着一段摇板。
“哪儿来的胡琴？”他笑着问。
“自己做的。用装啤酒的洋铁罐子做的。哪，你来看，这种啤酒罐什么都能做。”
他们走近一座石屋，檐下坐着一群战俘，有一个人把那橄榄色的洋铁罐剖开来摊平了，改制一只灯罩，又有一个人用啤酒罐做成一只小坦克车，大家都围在那里互相传观，连屋子里都有人从窗口伸出头来看。联队长给他们介绍了一下。那倚在窗口的人一抬头看见刘荃，突然脸上呆了一呆。刘荃也呆住了。他再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叶景奎。
沉重的喜悦使他们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里遇见，不但是重逢，而且立刻可以知道彼此的立场是一样的，因为这里只有反共的战俘。
“我们是老朋友了，”叶景奎说。他迟缓地向窗口跨了出来，握住刘荃的手。
“你换了这身打扮，差点不认识你了，”刘荃说。
他们都穿着太长太大的橄榄色美军制服，头上戴着美军的便帽。一提起衣服，大家都有点着恼地笑了起来。似乎这是他们这里的一个老笑话。
“你没看见陶全海冬天穿上大衣，走路真得摔交。”叶景奎指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同伴。“早上做早操，两只胳膊往上一伸，脑袋就不见了。——喂，陶全海，怎么不叫你妈给你多缝上点，明年等你长高了再放出来？”他不断地大声说着笑话，似乎抑制不住心里的喜悦。
陶全海是被他们取笑惯了的，鼓着脸没说什么。
“你瞧这鞋这么大，也真弩扭，”另一个人说：“一个个战俘都是走路踢哩塌噜的，倒是好，不用想逃跑。”
“都成了小脚老太婆了，鞋里塞上些烂棉花，”叶景奎说。
“你们都是皮鞋，我是靴子，”刘荃说。
“也有一批人领到靴子。他们把脚背上这块铁拆下来，”叶景奎弯下腰来指点着：“做成一把小刀子，又快又经用，真不错。做锉子也行。”
大家背上都有白漆写的POW三个大字。一个眼不见，陶全海用粉笔把叶景奎脊梁正中的那O字添上头尾与四只脚，成了一只乌龟。大家发现了，又哄笑起来。
刘荃觉得他们简直像一群天真的无忧无虑的中学生。但是当然并不是无忧无虑的。谁也不喜欢在铁丝网背后过日子。而且前途的暗礁正多，板门店会议仍旧为换俘问题在争执着拖下去，拖下去。大家都恐惧着联军当局最后在外交压力下还是会牺牲他们，把他们交还给共方。
吹哨子召集大家吃晚饭。在餐室里，大家拿着自己的碗排着队走上去，一个当值的战俘从一只庞大的洋铁罐里一大匙一大匙舀出饭来，米饭与蔬菜碎肉煮在一起。
“他妈的，真像猫饭，”陶全海咕噜着。
“听说这还是由医生每天算好了‘热量’，开的菜单子，”叶景奎告诉刘荃。
“这饭倒是营养丰富，就是不大配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刘荃笑着说。
“可不是，大家每月磅一磅，倒是体重都增加了，可是还是抱怨吃得不好。”
晚饭后他们看着别人下棋，看了一会。叶景奎送刘荃回屋里去，两人在那石屋的门外站着抽着香烟谈话。叶景奎也是在争夺那座山头那一役受伤被俘的。他从他们别后的情形谈起，把他过去的事统统告诉了刘荃。
在他的故乡河南，一直从抗日战争的时候起就有共军来来去去，常常盘踞一个时期，又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退却了。在一九四六年，他十九岁，正在读中学，共产党占领了他那村庄，立刻开始征兵。唯一的逃避方法是到一个共党办的学校去读书。叶景奎的父母就让他转学转到泰兴第八中学，是共产党新开办的。同年七月，共军撤出这个区域，把学生全都带了去，在山西的共区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的训练，这一批学生毕业后就全部“下部队”服务。
他离家的时候，共产党对富农的态度还很好，毫无敌意，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他父母的田地全部充了公，老夫妇俩流落为丐，相继死去。
叶景奎工作非常努力，一九四八年入了党，一九四九年被任为第十五军文工团团长，负责经管士兵思想改造。他随军南下，除了管文牍，还要主持无数的检讨会议，在万分紧张疲倦情形下，一时疏忽，丢了一笔钱，是连部的伙食费，约合港币二十八元。这是一个严重的过失，他被处罚，送到第十五军的一个特殊的学校去，经过几个月的改造、学习，才又派到云南去，在第四军司令部服务，担任新改编的卢汉的军队的思想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