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出来了，他看见南韩兵士在上面山坡上站岗。
党虽然把他像一口痰似地吐在鞋底下踏来踏去，他绝对没有想到背叛它。他没有想到有选择的可能。他深信落到联军手里一定要受酷刑然后被杀。所以他躺在那洞穴里，又挨了六天。最后他被饥寒与痛楚磨折得发狂了。他决定向守兵喊叫，心里想：“如果他们是不人道的，索性一刺刀戳死我，也免得我再受苦。”
南韩的士兵听见他微弱的呼喊，跑下山坡来看。他们救了他，把他送到医疗站去，然后转送医院。此后他的经历也和刘荃差不多，但是对于他的影响只有更大，因为在他完全是第一次与外界接触。他渐渐知道铁幕外的世界是怎样的，知道他以前受了多么大的欺骗。
他只要一提出共产党三个字，就愤恨得全身都紧张起来。他说话仍旧沿用着共党的词汇，但是说起苏联人来总是用“大鼻子”的名称。
他断断续续说了许久。战俘营外的守兵正吹着军号。今天晚上月亮很圆，那黄土的广场在月光中成为一种苍淡的黄白色。四面的荒山筋纹毕露，都浴在那清光里。苍蓝的天空上白隐隐的像罩着一层霜。那月光下呜呜的喇叭声，很有一种塞外悲茄的意味。
刘荃也说起自己的经历，也提起三反的时候下狱的经过，不过没有提到任何女人。
“你有爱人没有？”叶景奎问。
刘荃略微顿了一顿，才说“没有”。但是这样回答了之后，却觉得往事如潮，顿时都涌上心头。他向西南方望去，隔着那一层层的山岭，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
那一年七月，韩战结束了，联军忠实履行他们对战俘的诺言，坚持到底，终于在停战协议中规定“志愿遣俘”。但是原则上是如此，手续方面却没有说清楚，在九十日的“解释”期间，一切都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这叫战俘们怎么能放心呢？五个中立国，倒有两个是苏联的卫星国，波兰与捷克。其余三个，瑞士、瑞典、印度，又都是承认中共的国家。
联军把战俘交给印军监管，他们全部迁移到不设防区新划定的一个“印度村”，这村落仅只是在山冈上搭着许多帐篷，外面围着铁丝网。迁入不久，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就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战俘：“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不让你们受任何胁迫……向你们保证你们要求遣返的自由，那是你们的权利。”又说战俘“绝对必需”听取解释。解释员“会告诉你们，你们回国后可以度和平生活，而且完全自由”。
这封信的口吻完全一面倒，而且附和中共的论调，暗指战俘不愿回去是受人胁迫，而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自由。一般战俘读了这封信，大家讨论着，更加害怕中立国并不中立，会出卖他们。
印度村的播音器终日大声播送着印度军乐与恋歌，印方称它为“中立音乐”。那呜哩呜哩的曲调万转千回，充满了一种幽暗魅艳的异国风情，但是在心境恶劣的中国人耳朵里听来，只觉得烦躁。战俘们用力敲打着铁锅与洋铁罐，大声叫喊着“打倒毛泽东！打倒共产党！”仿佛作为对抗。他们替彼此身上刺花，刺上反共口号或是青天白日旗，因为他们感到一种心理上的需要，要把他们的决心成为不可挽回的，否则总觉得未来太不确定。
九十日的限期似乎又有延期的征象，印度一再提出这样的要求。战俘中有一个用剃刀自杀的，引起了暴动，印军武装弹压，打死了三个战俘，群情愤激。他们把厕所的碎磁盘都扳下来作为防身的武器。他们不断地唱歌、开会、给彼此打气。
刘荃和叶景奎还算是比较镇定的，至少在表面上。
“联合国纯粹为了人道观点，坚持志愿遣俘，已经多打了一年零六个月的仗，牺牲了多少人力物力，不见得这时候又会背弃我们，”刘荃说。
他看叶景奎很相信他的话，自己不知道怎么也就安心了许多。
等到“解释”一开始，他们所有的疑虑都冰消瓦解了。战俘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在“解释帐篷”里，他们斩钉截铁拒绝回大陆。在严密警备下他们无法跑上去殴打共党解释员，只能向他们吐唾沫、醒鼻涕、蹬脚、挤破了疮泡把脓水往他们身上甩，使他们无法说完他们准备好的诱骗的辞句。战俘们站在全世界注目的场所，侮辱了他们的仇敌，初次表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