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五点钟，这工役送晚饭来。这里的饭食相当复杂，战俘里有肺病的占很大的成分，医生给肺病患者规定一种特别的膳食，肠子里有寄生虫的人又吃另一种饭。这工役一份份分配给他们，刘荃防着他要报复，或者饭里搁上点死老鼠死蟑螂之类，但是他倒并没有掏坏。饭后依旧给大家送了凉开水来，刘荃的一杯里面插着一只弯曲的玻璃管子，用不着昂起头来就可以喝水。
晚上看护来给刘荃打了一针，因为他新开刀，需要安定神经。照例还要吃安眠药片，工役送药片来，却是每人一份，他说因为他们被那锯了腿的人吵得睡不着。刘荃却没有吃，他不愿意睡得太沉，心里想宁可创口疼痛得一夜失眠，明天白天再睡。他已经养成了时刻戒备着的习惯。
熄灯以后半小时，又有“床位检查”。两个兵戴着钢盔拿着警棍走进来，用电筒四周扫射着。刘荃觉得这条规则有点滑稽，两个兵这样手执棍棒并排走着，仿佛怕被袭击一样。像他这样刚开了刀的人，浑身软绵绵的，连伸手去拿一杯水都要用最大的努力，还会逃走么？他隔壁床上那人也是锯断了腿，还没学会用拐杖。剩下的那一截肉桩，神经不受控制，一感到紧张，那半条腿就在被单里直竖起来。刘荃听见他咕哝着，痛楚地把它揿下去。
那两个兵去后，就没有人来了，夜班看护要到夜里三点钟才上班。中间长长的一段时间，完全是无人之境。
刘荃也不知道他等待着什么，但是他似乎是在等待着。吃了安眠药的人们发出重浊的轩声。
在后半夜，刘荃也朦胧起来，大概是他打的那一针起了作用。刚阖上眼睛没有一会，忽然觉得窒息，他立刻挣扎起来，但是一只枕头紧紧地压在他脸上，再也掀不掉。他一只手伸出去乱抓，抓到隔壁那人倚在墙上的一只拐杖，但是这时候人已经神志不清，力气地快用尽了，把那拐杖拚命一挥，它就脱手飞了出去，隐约听见豁朗朗不知打碎了什么东西。
枕头仍旧揿在他脸上。仿佛有人惊惶地锐叫着，但是那新开刀锯了腿的人反正彻夜地狂叫着，谁也不会理睬他。
他脸上的压力忽然消失了。他推开了那枕头，却被一片强烈的光辉逼得睁不开眼睛。那青白色的光破窗而入。而那玻璃窗也的确是砸破了。是他把那拐杖抛出去打破了窗户，瞭望塔上的探海灯常常四面搜索着可疑的痕迹，刚巧被它发现了。
外面嘘嘘地吹着警笛。几个戴钢盔的兵拿着棍子与沉重的橡皮管子作为武器，冲了进来。
他们已经在甬道里发现了那工役，他虽然抵赖着，而且那惊叫的人也并不肯站出来为刘荃作证，但是医院当局认为刘荃的话是可信的，因为这一类事件实在多得很，亲共战俘殴打以至企图杀害反共战俘。第二天就换了另一个工役来。在这以后不久，不愿意回大陆的伤病战俘与少数愿意回大陆的也隔离了起来，不再在一起治疗。
那两个锯了腿的人都属于愿意遣返的一类。刘荃后来听见说，失去一只手或腿的人，因为开刀后没有人对他们解释，大都误会这是变相的酷刑。他们都要回到共产党那边去。
刘荃不久就出院，进了战俘营。这时候联军根据“志愿遣俘”的原则，把愿意遣返与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已经分别集中起来。战俘们称这一个步骤为“四八大分家”，因为是四月八日起施行的。刘荃在医院里的时候已经经过甄别，问了他许多问题，但是现在出院的时候又再三地问他，“你明白不明白，你拒绝回去，你家里人会遇到什么后果吗？”“你要求到台湾去，我们目前并没有法子保证什么时候可以实现。”“韩战如果结束了，回大陆的可以立刻遣返，也说不定你们还得在战俘营里耽搁几个月，我们也不能保证以后的待遇有现在这样好。而你仍旧选择反共的立场吗？”
“无论怎么样，我不愿意回大陆去，”刘荃说。他被送到济州岛木索浦的战俘营。营中用双层铁丝网圈出一块块广阔的场地，因为是新辟出来的广场，上面寸草不生，只是一大片铲平的黄土，灰沙特别大，一阵风吹过，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就连在荒凉的朝鲜，也很难找到这样荒漠的所在。
一个“联队长”，是战俘们自己选出来的，他告诉刘荃这广场上住着有八百人上下，每五十个人住一座小小的铅皮顶石屋。他带刘荃进去，屋子里长长的两排小木床，收拾得很干净。然后又带他去看场西新辟出来的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