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初两天的解释里，一千个华籍反共战俘内只有二十个被说服了，不过百分之二的比例。共方面子上太下不去，第三天立刻停止解释，改以北韩战俘为对象，坚持要向他们进行解释工作，因为北韩战俘坚决地拒受解释，所以共方就利用这个作为借口，企图归罪于对方。
整整一个星期，印度奔走调停，请求中共继续向华籍战俘进行解释，但是这局面仍旧僵持下去。
华籍战俘在他们的营地里胜利地笑了，鼓噪着：“解释员呢？我们要求见解释员！要求见解释员！”
中共经过半个月的检讨、研究和布置，在十月卅一日终于又鼓起勇气，再度向华俘进行解释工作。
那天上午，印军用卡车运了许多战俘来。刘荃和叶景奎同坐在一辆卡车上，远远地还听见同伴们在印度村当当当敲打着锅子罐头，为他们助威。
卡车来到山谷里的解释场地，他们经过抄身的手续，然后被送到一个帐篷里等着，大家围着一只大肚子的煤炉，环坐在地下。北国的深秋，已经寒风猎猎了，监守的印军把帐篷钮了起来。
三十二个“解释帐篷”同时进行工作，但是他们这里的人都是属于一组的。第一个人进去了四小时，还没有来叫第二个人。
“成了疲劳审问了，”刘荃低声说。
“他们改变战略了，”叶景奎说。这次的疲劳审问竟长达五小时四十分钟。印军终于带了一个译员来传唤下一名受讯者。
“叶景奎，”译员拿着张名单高声念了出来。
叶景奎跟着他走向解释帐篷。三个印军簇拥着他，两个架着他手臂，一个揪住他的腰带。
帐篷里面，上首排列着八张桌子，他知道坐在正中的是三个中共解释员，五个中立国代表分坐两旁。后面黑压压地站着各国的译员。
“请坐，”一个共党解释员客气地说。
叶景奎面向着他们坐在一张椅子上，几个印军仍旧紧紧地拉着他，防他动武。
那年轻的印度主席叽哩咕噜说了一段，随即由他身后站着的译员翻了出来：“我们是五个中立国的代表。这几位解释员要和你谈话，提出几个问题来问你。你如果觉得是胁迫你，可以拒绝回答……”
中共的解释员一开口就郑重地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要回台湾去。我不要听你这些话。”叶景奎简截地说。他知道他的声调太急促。
“请你听着，”那解释员微笑着说：“我们知道你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也知道你父母都在等着你，欢迎你回去——”
“我父母早死了，是共产党害死他们的。”叶景奎涨红了脸大声说。
“你听我说。”那解释员仍旧温和地微笑着。“我们知道你在这儿是受压迫的，你的行动都不是自愿的，我们准备原宥你一切反人民的罪行。你决定回家去，只要从这扇门走出去就得了。”他指了指那排桌子背后的一个门。
门上并没有任何文字的标志。那茶青帆布帐篷里光光的没有贴着任何招纸或是标语。叶景奎突然有点眩晕起来，他像所有的战俘一样，在万分紧张的情绪下往往疑心自己会听错了话，认错了门，或是被人愚弄，把话说反了，使他走错一扇门。生死路之间仿佛只隔着一线。
“哪个门是上台湾去的？我要回台湾！”他叫喊着。
“你到台湾去没有前途的，台湾也没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我到朝鲜来是我自己要来的吗？我有自由吗？”极度的愤怒倒使他渐渐冷静了下来。
“我绝对保证，你回去可以过和平的生活，现在国内的建设有惊人的进步，有很好的职业在等着你——”
“只听见你们说建设，建设，我们在国内过的什么日子？看见你们大批大批的东西往苏联运，你们这些王八蛋狗入的，都是大鼻子的奴隶！”
那解释员严肃地站了起来。“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回来看看，就知道我们这两年有了多大的进步。而且现在停战了，往后日子过得更好了。”
“停战；你们的仗永远打不完的，还要解放东南亚，解放全世界！我们没你们这么大的野心，我们就想解放中国！”
“我对这人解释完了，”那解释员别过头来，安静地向印度主席说：“请你把下一个人领进来。”
叶景奎从他进来的那扇门走了出去。印军把他送到场地另一角的一座茅屋里等着。他拭着汗，可是心里很痛快，简直等不及，恨不得马上就把那一段谈话复述给刘荃听。刚才那小子要不是怕了他，决不会这样快结束了他们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