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两人都打了许多配尼西灵针。医院里对他们的待遇完全和联军的伤员一样。他们吃的维他命丸与安神药只有比别人多，因为他们伤势比别人严重。
医生和看护都是外国人，各国的都有。他们对自己的伤兵常常喜欢说两句笑话，但是对战俘永远是冷漠而认真的态度。“你不能喝水。”一个女看护说，她拿了一句口香糖来给他。“把这个放在嘴里嚼着，就不想喝水了。不要咽下去。”她大概是美国人，砖红色的瘦削的脸，眼镜后面的眼睛像淡篮的磁盘。她吃力地做出咀嚼的样子，怕他不懂。
医生给他箝出了几块榴霰弹片。他身体还太虚弱，禁不起脑部开刀。装伤兵的火车把他转送到釜山的战俘医院。
他背部有一个创口顽强的不肯合口。在釜山，联合国的医生从他腿上割了块肉下来，移植到背部。手术经过良好，两三个月后，医生认为他已稍稍康复了，脑部可以施手术，就给他开刀，取出一块炮弹片。
他在这间房间躺了这样久，一切都十分熟悉了。墙与天花板都是木板搭的，漆成乳黄色。有时候他无聊到极点，竟去数天花板下的铁钉。有些钉子没有十分敲进去，凸在外面，又有些钉上的漆剥落了，可以看得出钉头来。根据它们排列的方式可以计算出整数来，但是数着数着就胡涂了，又得重新来过。
他不能翻身，但是背后那排窗户与窗外的景物也都在眼前，历历如绘。那铁丝网，那木板搭的瞭望塔，架着机关枪。场地上从早到晚都有卡车轰隆轰隆开出开进。
有太阳的日子，阳光照到房间里来，每天淡然地按时前来，也像医生与看护一样。但是刘荃注意到那阳光渐渐地越来越早了，也照得更深入。他觉得这很重要，表示光阴是在消逝着，已经由冬入春了。他虽然无法知道眼前这条狭路究竟有没有走完的一天，但无论如何，只要知道时间的确是在过去，也就感到一种安慰。
他的过去是悲哀而遥远的，他的现在是空无一吻，他的将来又是那样不确定，靠不住。在这样的日子里，只有很少的几件事常在念中，对于他是像宝石一样地珍贵。他时时想起叶景奎对他的友情，还有那两个南韩兵士高举着他渡河，在浮冰中走过。
这间病室里有两个新开过刀的，除了他，还有一个人锯掉了一条腿，刚从麻醉状态中醒过来。最初发现的一刹那总是最可怕的，他大哭大喊，昨天闹了一夜，吵得大家都没法睡。白天也拒绝吃饭。
“把腿还我！”他狂叫着：“我情愿死，死也落个全尸！成了废人我情愿死！”
另有一个战俘在医院里充任工役。他推着小车子进来送饭，收碗碟的时候就慨叹着说：“咳，同志，落了他们手里还有什么说的，有本事叫你死不得活不得！妈的比坐老虎凳还厉害，好好的一条腿就给斩掉了！”
那锯了腿的人想起在军中听到的宣传，说被联军俘虏了去，一定要受尽酷刑然后被屠戮。他呜呜地哭了起来。
“他妈的，这些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今天斩掉条腿，明天锯掉胳膊，还不看他们的高兴！”那工役说：“你哭有什么用，同志，我们要团结起来反抗，打倒帝国主义，不能由着人家宰割。”
“打倒帝国主义！”那人悲愤地高举着一只手臂叫了起来：“共产党万岁！”
“同志，你冷静一点吧。”刘荃实在没有力气说话，但结果还是忍不住岔进来说：“要不是为救你的命，人家干吗费那么大事给你开刀？要是诚心给你受罪，干吗给你上药？——也是怪他们不跟你预先说明白了，可是你想，这儿医生一天得开多少次刀，言语又不通，一个一个都去解释也办不到——”
“妈的，你这帝国主义的走狗，”那工役瞪着眼睛骂了起来：“你是中国人不是？倒帮着帝国主义说话！”
“我是中国人，”刘荃安静地说：“可是我不是共产党。”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那锯了腿的人狂喊着：“打倒投降分子！”那工役逼近一步，像是要伸手就给刘荃一个耳刮子，但是又制止住了自己，只轻声说：“你别以为到了这边来就由着你胡说八道了，你小心点！”
用不着他恫吓，刘荃本来也就觉得共产党的眼睛永远在暗中监视着他。只要是在共区生活过的人，大概都永远无法摆脱这被窥伺的感觉。
这工役也许是一个党员，有计划地执行他煽动俘虏的任务。但是刘荃想，也说不定他仅只是感到恐惧，感到共产党的眼睛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虽然在现在的境地里也还梦想着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