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好的朋友叫吴绍芳，她没有父亲，只有母亲，而母亲患神经病。虽有哥哥弟弟，但只像是为了管束她。她非常聪明，感觉敏锐，爱好文学，常为我吟诵宋人词曲，她特别爱读李后主、李清照的词。我们两人常在月下坐在学校的石桥边，汩汩的流水，伴着悠扬的低吟，使我如醉如痴。但她孤芳自赏，不愿与流俗为伍，也不愿在人前显示自己，班上几乎无人知道她的能耐。她愿向我吐露她的孤寂的身世，倾泻她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与欣赏。她是很有见地的。只是她是一个悲观者，年纪只十七岁，可是好像有载不动的忧怨。不过从她的外表来看，只像是一个不太有心计的、直悍而冷漠的姑娘。我们性情不一样，却很容易理解。星期天，我常常在她家里、她的卧室里度过半天，看一点小说，读几首诗，谈谈别人或个人的心情，偶尔也听几张唱片，大半是梅兰芳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这个半天是我们文艺的享受，我们两个人都能静静地等待时光消逝。后来，一九四二年，我从上海回家时，绕路到长沙看她，她已毕业，没有升学，待嫁闺中，极端苦闷。我们约好我再出去时，再绕道她家，设法让她逃走，同我一同去上海，但不慎我的信被她兄长发现，将她幽禁在家，不准外出，且嘱咐看门人，不准我去她家。她设法通知了我，这次出走只好作罢。全国解放后，她找到全国文联宿舍来看我。几乎相隔三十年，彼此相见，仍似当年一般，知道她也参加了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在武汉活动，结识了她现在的爱人，是一个医生，她自己也是医生。但后来她再也没来了，我们又失去了联系，但我一直是关怀着她的。
还有另一朋友叫王佩琼，她对我极为照顾，直到后来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在北京时仍对我一片赤诚。由于我对她不十分满意，说不出的，大概是气质上不是十分相投，所以一般虽很亲近，在精神上却有疏远之感，反不如同吴的关系密切。
第二学期或是第二年，就是一九二〇年上半年或下半年我记不准了，我在学校里更为寂寞，因为陈启明被解职，换来一位冬烘先生。教室里那种溶溶之气没有了。想起陈启明老师教我们读都德的《最后一课》，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等时的光景，和他在宿舍谈《今古奇观》、《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当时《新潮》上的一些时兴的白话文小说等的情趣一点也没有了，经常对我的作文日记的鼓励也没有了。我虽然常写点日记，却只压在宿舍桌子的抽屉里，而不上交了。同学间的气氛也换了。据说校长朱剑凡的思想又有点反过来了，他原是比较进步的，现在忽然对学生的要求变了，很不同意同学参加社会活动，把两个在学生中有威信，常常宣传“五四”新精神的好老师都解聘，而换了两个不管国家大事，咬文嚼字的老先生。同学们都在底下嘀咕，但周南是私立的，一切都由校长做主。校长是有名人物。我们的校址是他家的花园，亭台楼阁，大厅长廊，小桥流水，富丽堂皇，曲折多姿，应有尽有，难道这样热心公益的名流，是容易反对的吗？因此我就更沉湎于小说之中，而吴绍芳对这方面的供应是不发愁的，她有能力去买一点书。
“五四”之后有一股复旧的逆流。朱剑凡原是向着新的道路走的，但这时他又回过头来。学生中不满者多。（关于朱剑凡校长，他的确仍是一个新人物。他参加了大革命。他的子女都参加了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次女朱仲芷，他的排行第七的儿子，都在延安，参加工作。他的最小的女儿，我在周南时她还很小，约五岁样子，大家都叫她八八的，就是朱仲丽同志，也在延安做医务工作，她的爱人就是王稼祥同志。）于是暑假中（一九二〇或一九二一年）一些比较要求进步的学生，自己组织，由男子第一师范的部分教员和毕业生协助办了一个多月的暑期补习班。补习班设在王船山先生书院。还说毛润之先生也要来给我们讲课。我是这时知道毛泽东同志的。但他始终未来讲课，而补习班也是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之下办起来的。杨开慧、杨开秀（开慧的堂妹）都在这里，也都在暑期班学习，我也参加了。暑期班结束之后，一部分人又都转读岳云中学。岳云是男子中学，这次接受女生在湖南是革命创举。我也进入岳云中学。一道去的有许文煊、周毓明、王佩琼、杨开慧、杨没累、徐潜等。
在岳云的这几人中杨、许、周比较接近。她们是直接和毛泽东同志联系的。许文煊与那时协助毛泽东同志工作的易礼容结了婚，周也同一个姓戴的结婚。杨开慧在这学期结束前也同毛泽东同志结婚，婚后就少来了，许、周似乎也很忙。我那时忙于功课，因为岳云的功课要比周南紧些，特别是英文课完全用英语教授，课本是《人类如何战胜自然》，是书，而不是普通课本。文法也较深。虽然如此，但我对学习的前途，学什么走什么道路，总是常常思考，愿意摸索前进，而且也仍然感到有些彷徨和苦闷。那时文化书社卖一些翻译书，有唯物辩证法的译著，也有郭沫若等的诗著。但对理论书因读不懂，畏难，没有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