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我这一年的学习快结束时,“五四”运动爆发了,学校里卷入这一运动,本科三年级二年级的同学发起成立了学生会。学生会天天集合讲时事,宣传爱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到街上游行,在学校讲演,有全校的,也有各班自行组织的。我也投入了这场斗争,在同一天,我们同学就有五六十人剪了发辫,我也剪了。学生会又办了贫民夜校,向附近贫苦妇女宣传反帝反封建,给她们上识字课等等。我在夜校里教珠算。因为我年龄最小,学生们都管我叫“崽崽先生”。我们那位当国会议员的校长,很不赞成这些,他有时也在会上讲话,可是都被那时几个长于辩论的同学,如三年级的杨代诚(后来的王一知,全国解放后在北京一〇一中学当校长),二年级的王淑璠(又名王剑虹,是瞿秋白的爱人,早死)所驳倒。彭校长看见我这个她最喜欢的学生也跟着她们跑,就对我摇头叹气。可是爱国的热潮,反帝反封建的“逆”流是不可阻挡的,他只有用提前放假劝我们回家的办法来破坏这个运动。学校放假了,年轻的女孩子们回家了,学校里纵留得少数学生,也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也就回常德来了。
首先我看到舅父舅母,他们家离码头较近,离我妈的学校较远。他们一看见我剪了发,就怒火冲天。我舅父哼了一声:“哼!你真会玩,连个尾巴都玩掉了!”我舅妈冷冷地说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这时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温顺了,我直对我舅父答道:“你的尾巴不是早已玩掉了吗?你既然能剪发在前,我为什么不能剪发在后?”又对我舅母说:“你的耳朵为何要穿一个眼,你的脚为什么要裹得像个粽子?你那是束缚,我这是解放。”他们夫妇真是气得两个眼睛瞪得很大,不敢打我,只是哼哼不已,我就走出他们的家直看我妈去了。
我妈听我说我们学校的各种新鲜事儿。她也告诉我,她领着学生游行喊口号各种的活动。她除了去年暑假创办的俭德女子小学以外,又在东门外为贫苦女孩办了一个小小的“工读互助团”。学生虽不多(限于校址),却可以不交学费学文化,学手艺,还可以得点工资以补家用。我妈看见我有头脑,功课好,不乱花钱,不爱穿等等,非常喜欢。我看见她热心公益,为公忘私,向往未来,年虽四十出头,一生受尽磨难,却热情洋溢,青春饱满,也感到高兴,放心。这年暑假我们住在我妈的好朋友蒋毅仁家里,过了一个月的舒服日子。
这时我向我妈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转学到省城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去。这个女子中学是湖南有名的学校,向警予、蔡畅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五四”运动期间,这所学校的活动也很出名。周南女中的校长朱剑凡是我妈在长沙念书时,第一女师的校长。现在周南的管理员陶斯泳是我妈在长沙第一女师的同学,也是新学家。这个问题提出来,我妈自然同意,只是这所学校要学费、膳宿费、书籍纸张费,这在我母亲微薄的薪金中,自然是问题,但她考虑后仍然答应了我。并且又亲自送我去长沙。
我们到长沙后,径直到了周南学校,见到了陶斯。她是一个极为热情的阿姨。当天就把我送到寝室,我妈住在她那里。最使我惊奇的是当晚我就进行考试,我是插班生,只有一个人考。主考的是中学二年级的语文老师陈启明,又名陈书农。考试地点就在二年级课堂,考试题目是:“试述来考之经过”。在一盏煤油罩子灯下,我坐在这边写文章,他坐在那边看报。我没有写经过,只写了我对周南女中的希望。我是为求新知识而来,写了我的志愿,要为国家而学习,要寻找救国之路。他当场看了,批准我在二年级学习,并且问我过去学习的情况。我简直高兴极了,我认定了这是个好老师。当晚我就把这些印象、经过都告诉我妈了。我妈高高兴兴地把我托给陶阿姨,第二天就匆匆忙忙赶回常德,为她的学校开学的事忙去了。我在周南又学了一年。
我是一个插班生,其他同学们都是从小学就在一道升上来的,非常熟稔。只有我是一个新来的,又是一个外地来的,没有省城人那样会说,功课也不显得突出,我不为同学们所重视。她们看见我没有辫子,剪了发,还奇怪地问:“啊!你们桃源第二女师也有剪发的呀!”好像这种新现象,只有省城的人才能有。我的同班中只有两个剪了发的,那些能言善道的人却仍然把辫子盘在头上。最使我讨厌的人是数学老师,据说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师,但他对待学生不公平,怕硬欺软。我是一个新生,他不特不照顾,反而先是诧异,好像哪里来了一个“丑小鸭”,后是歧视,对我冷淡极了。我也就不大理他,常常在上课时看小说,他发现后,狠狠地批评我,我就装没听见。因此我一时在这里很不得意。只有语文老师对我很好,他要我去他宿舍,我便同几个同学一道去看他。他说我那篇把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改为白话文的作文很好,说我有《红楼梦》的笔法,问我要不要借书看,他说他的书架里的书都可以借给我读。我看了他书架上的文学书、古典小说,都是我看过了的。只有一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未读,我就借了这一本。他惊奇我读书之多,便劝我道:“你可以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这样你的文章将会比较雄浑。”因此,我后来又向他借了这两本书。可惜我那时年幼,对这两本书还不能理解,没有看完又退还给他了。我却常常读他划了红圈圈的一些报头文章和消息,这都是外边和省城的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他鼓励我多写,因此,我第一学期就写了三本作文,五薄本日记。还有两首白话小诗,他拿走了,说要放在什么报上发表,我不记得到底是什么报纸了。陈启明是第一师范毕业的,与毛泽东同志同过学,当时他是他们一派,是新民学会会员,是一名思想先进的教师,后来他留法了,思想大约也变了。他留法回国时在上海来看过我,我已在写文章,是一个有点小名气的作家。一九五四年我回湖南时,他在湖南大学教课,还在文物研究所任职,捎信给我说想来看我。我就到他家里去看望他。他提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我说我的语文还是不够好,请他指教。因他常在班上公开鼓励我,这样那几个高傲的同学也嘻嘻哈哈宣扬我是本班的八大文豪之一,我对她们的假推崇并不在意,不过我对功课却有了偏爱。我对文学发生了真正的兴趣,而对数学却敷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