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饭菜做好的时候，冯海伯要求我们到前边去同他的朋友见面。我向来不喜欢交际，这时更怕见生人，但冯海伯的朋友，该是可以见面的，我认定他们也是自己人。我就高兴地揩了揩手，整整衣服，兴致冲冲地走进客厅。客厅里上首坐着一个外国男人，还有一个外国女人伫立在窗前，像等候谁似的。我转身望她时，发现了那一对闪烁的热情的眼睛正紧盯着我。“呵！还能是谁呢？是史沫特莱！”我急忙扑过去，她双手一下就把我抱起来了，在她的有力的拥抱当中，我忽然感到一阵温暖，我战栗了。好像这种温暖的拥抱是我早就盼望着的，这是意外的，也是意料之中的。我并不曾想到，会是史沫特莱来拥抱我，但我在凄凉的艰苦的斗争中，在茫茫的世界里，总有过一丝希望，总会有这样一天，有这一种情况，不管是哪个老朋友、哪个老同志，只要是真正的朋友、同志，他，她总会把我抱起来，把我遭受过的全部辛酸一同抱起来，分担我在重压中曾经历过的奋战的艰难。现在拥抱我的却是史沫特莱，一个外国友人。我是不怕冷酷的，却经不起温暖。我许久不易流出来的眼泪，悄悄地流在她的衣襟上。屋子里的人都沉重地望着我们，在静谧的空气里，一种歉疚和欢欣侵袭着我，我拥抱她，而且笑了。于是，屋子里立时解了冻，几个人同时邀我们入座。史沫特莱不理会我懂不懂得她的语言，叽叽呱呱对我说起来，我的英文是很蹩脚的，一时乱找几个还记得的单字来表示我的情感。这样惹的大家更笑了。我们欢快地围坐在餐桌周围。
史沫特莱还是从前那样精神抖擞。她是记者。现在西安正在准备欢迎蒋介石，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剿“匪”部署。她总是追踪这些动乱。她的工作和政治贴得紧紧地，她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人，她的政治触角很敏感，而我只感觉到她的革命的热情，她不只是一个政治记者，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她写的《大地的女儿》写得多好呵！
另外那位男客人，风尘仆仆，虽是新识，却比熟人还熟似的，只一句话就把我整个人的兴趣吸引过去了，他成了这个小小聚会的中心。他是谁呢？那就是今天几乎人所尽知的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他正从我要去的地方来，他是从保安来的，他是从党中央那里来的。他们问他，他回答；我们问他，他又回答。他不断地讲解，这里有三个国家的人，没有翻译，我们也不要翻译，我们从听不懂的语言中能懂得许多事。三种语言在这里絮絮叨叨，在热闹的客厅里、华灯下，只有融融之乐，我们忘了要炫耀我们的烹饪学。中心，一切谈话的中心，都是斯诺这次西行所得的印象。他讲苏区的生活，那些神奇而又谜似的生活。他讲毛泽东主席，讲周恩来副主席，他到过前方，认识了许多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他讲苏区的人民、妇女儿童，他满腹的人物故事，他把收集来的珍贵的照片，一一展览给我们看。这时大家都年轻，都有满腔热情，用三种语言同唱《国际歌》，我们还向斯诺学习红军歌曲，“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和“送郎当红军”……我们都喝了不少酒，喝了很多咖啡，我们的脸都红了，都绽着愉快的笑，多么幸福的秋夜呵！
夜深了，两位客人要走了，依恋也没有用。我们缓步送他们到后门边。史沫特莱把她的一顶旧貂皮帽送给我，说我到陕北去可能比她更需要。这顶帽子曾留在我的包袱里很久，可是这天夜晚的情景，留在我记忆里更久，时间越久，越珍贵。冯海伯同志在“双十二”事变中，被国民党特务黑夜悄悄地杀害在马路边。他的这间诊所就是抗战后的七贤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现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展览馆。史沫特莱已离世三十余年，斯诺也在前几年逝世了。“小妹妹”的情况我至今还不知道。人世沧桑，回想当年情景，不能不停笔凝思，多么令人怀念的年代，多么令人怀念的人儿，多么令人向往的豪情呵！
（以上摘自《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怀念史沫特莱同志》）
三十二、到陕北
（全文转载自1940年6月6日香港大公报《我怎样来陕北的》）
两天走两千多里
“路很难走呢，现在交通很困难。你如果实在不愿到国外去，那就只好到西安。也许你得在那里住上好几个月，住在那里是不能出来的；不过也好，你就写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