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说不清，在阿公和阿嬷离世的时刻，为什么我没有肝肠俱裂，痛苦到不能自已。看着他们走向死亡的时间那么长，我至今不知道在结束的那一刻，活着的人除了吸口气继续走眼前的路，还可以有什么模样。
叫阿姨
有一天在台南上完音乐课，妈妈告诉我回家之前要先去探病，忘了是她婚前的同事抑或远亲，总之是我从未见过听过的人。进到弥漫着药味的屋子里，我只看到一个虚弱的陌生女人靠在床头，她的房间很暗，是典型台式隔间，薄薄的三合板木墙，上方有雕花木头气窗，透进来客厅的光线，即使如此还是暗得不适合讲话。她让妈妈走到房间中央，去按那颗从日光灯管垂下来的蓝色开关，把灯点亮。
妈妈带我坐到椅子上，让我叫“阿姨”。我不喜欢那个房间，说不出的惨淡，尽管阿姨非常亲切，但是我感觉到她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好像我和妈妈站在实地的这一边，而她在另一边浸着一圈灰黑的云雾。我抬头看妈妈，她的表情让我知道如果不叫，待会出去就有我好看的，相较之下，和黑雾里的陌生人打招呼似乎简单一点。叫出口以后反而轻松，阿姨给我很顺的台阶下，问我几岁、叫什么名字，赞我乖，之后我安静地坐在一旁，听她们聊我没听过的病情和人情，倒也忘记要害怕。
这是我“叫人”的进阶课程。熟络的人容易叫出口，陌生的人比较难，不想叫人的原因每次都不同，但是结局全是乖乖开口。除了大人们的坚持以外，妈妈那招先把称谓说出来，对我来说也减少很多难度，她说叫阿姨我就叫阿姨，她说叫老师我就叫老师，只要鹦鹉学舌几个字，就能把群众压力转开去。我再大一点学会当着长辈的面，傻笑问妈妈“啊欲叫啥”，让他们七嘴八舌去厘清彼此的亲缘关系，告诉我该叫妗婆叫叔公，大人兴奋讨论过一阵以后，便不太需要招呼小孩当暖场，我叫完人也就可以恢复自由。
到最后，不管遇到什么牛鬼蛇神都能彬彬有礼地先叫一声，功夫就算是练成了。不能说没有实质的好处，会叫人的小孩的确比较得人缘，无论是长辈平辈，看到来人落落大方的态度，通常也会端出自己最得体的样子来交陪，往后无论要亲密或疏离，总归能够留在友好的框架当中。大人面对人前扭捏的小孩，或许也能压着耐性赔笑一阵，但损耗的终究是孩子的长辈缘和家长的人情。“摆脸做自己”跟“好好叫人”之间，各有便宜可占，也有亏可吃，只是人在江湖，总会遇上不得不过的场，不能不赔的笑，小时候有练过，或许要比长大不得不练容易一些。
当然这不是家里的大人会对我说的道理，他们的种种调教，只是秉持着单一宗旨：“惊呼人笑阮拢无咧教（怕让人家笑我们都没在教）”。上小学时，学校规定穿白布鞋，福利社卖的是最阳春的绑带帆布鞋，我穿半天鞋带就会松，两天鞋面就黑，非常苦恼，因为爸爸一直强调，他小时候穿的布鞋有多白，鞋带绑得多整齐，“无亲像你这款”，自己会被笑，连带家长也会因为我被笑。被笑，听起来有点严重，好像家里的门楣本来镶金框银似的，不能辱没。大人们很介意我有没有吃得走得说得“像”个“好人家”的女儿，我尽管从来看不清楚那块门楣的模样，但是既然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都说国王穿着新衣，国王肯定穿着新衣。
虽然没有特别要去忤逆大人的意思，但是或许因为神经线还没长齐，我就是个鞋带怎么绑怎么掉、鞋子怎么穿怎么脏、衣服怎么穿怎么皱的小学生，不想，但是很难控制。隔两年市面上开始流行魔鬼毡运动鞋，委实解决我一桩麻烦，需要闪躲大人视线的事情可以删去一件。至于那条衣着干净整齐的神经线，要到我外宿读书才稍微长出来，每晚就寝前，把百褶裙铺在垫被下面压着睡，隔天早上褶痕就会漂亮得像烫过一样，要是我小学就能有这习惯，爸爸应该可以省掉很多看到女儿一身邋遢从学校走回来的懊恼。
有些学得容易，有些学得辛苦，在成年前后，我总算接近他们期待的“厝内有咧教”的模样。只是，离开学校，进到城市以后，我却慢慢发现世界不是那么一回事，不是来自上一个世纪农村药铺的大人以为的那么一回事——筷子不一定要像阿公教的那样拿，吃饭可以闲撑着左手，孩子可以做自己，衣服不流行穿得太“毕匝（整齐合度）”。没有人笑，没有人有闲工夫笑。有那么多人，而且是大多数人，都在所谓“无咧教”的范畴之外，各自活得忙忙碌碌康康泰泰，台湾的人们如今担心的是另一件事，当不当“好人家”固然重要，但是避免变成“穷人家”却令人伤感地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