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都必须努力。我作为小孩，分内的努力项目是“乖”和“读书”。从寄居到姑姑家去读明星初中开始，环境与课程都和过去不一样，努力的难度提升了几个档次，所幸人的潜力都是原厂内建，调整一下也能跟上速度。三年以后，我如愿考进再也不用读数学理化的学校，搬进学校宿舍，准备好练习另一种努力，学着去做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意外的是开学没多久，我得了差一点恶化成腹膜炎的盲肠炎，紧急开刀以后在医院住了几天。
小孩开刀住院，终究是优先于赚钱的严重事件，妈妈放下家里的工作到医院来照顾我，我们一起喝鱼汤，一起睡觉。偶尔夜里迷迷糊糊知道护士进来量体温，会听见妈妈说谢谢，她肯定是为了照看我，自己睡得很浅，知道有人照看，我睡得更安稳。有一天早上，我告诉妈妈因为医院的床很难睡，我睡到腰酸背痛，居然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就是豌豆上的公主，妈妈不知道谁是豌豆上的公主，但是看到我精神和体力都恢复得很好，笑得很开心。
爸爸开车来接我们回家，他们办理出院的时候，我到隔壁书局去闲逛，翻到一本萧言中画的《童话短路》，喜欢得不得了，回去拉着妈妈到书局买给我。回家路上，我横躺在后座看漫画，看到开心的地方，一边笑，一边把脚举到窗边哼歌，爸爸笑我：“咁哪囝仔”。我不好意思地放低显然过长的腿，想起我已经几乎成人的事实。
我的确没有料到，自己乖乖长了十六年，心理都预备好要当个负起更多责任的大人的时候，居然会有这样两天，变成被父母捧在手心的小孩，一张开眼睛身边就有妈妈，不需要照顾自己好让他们放心打理店里的生意，整天躺在病床上看电视，也没人追问我学校的功课要怎么跟上，我放的屁是全家人最关心的一个屁，我的伤口是全世界最应该完美缝合的伤口。不只我觉得幸福，爸爸妈妈难得有正当理由可以从药铺里抽身，专心做回父亲和母亲，似乎也有一种轻松，老是被我欺负的弟弟，来医院看我的时候居然不计前嫌地红了眼眶。谁知道盲肠炎会是这样美好的一件事，相较之下，伤口的疼痛似乎只是非常便宜的代价。
尽管只是短短几天，体验过这种意外的“下课十分钟”以后，我仿佛进入一个神秘社团，知道肯定有一群人，也和我一样曾经在心底为生病欢呼过，没有张扬，尽情享受那几天不需要努力的精神自由，不勉强自己坚强，不假扮成熟懂事。这个秘密结社或许是全世界最松散飘忽的一个，没有人会承认自己的会员资格，团员老死不曾相认。说出“拿一点健康去换几天努力豁免权还不错”的话，实在太蠢，谁都知道病到后来就没有回头路。往上看爸爸妈妈以前的世代，值得拿来换健康的只有钱；而往下看我以后的世代，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拿健康来换。若是遇见身边有这样一个秘密会员，生活对他来说是一场“赢不赢都要拚”，那么偶尔看见他终于病来休息一阵，能够安心放下努力的桎梏，纵情于平日难得募集的温言软语，知情不认或许是最适切的温柔。
窗台上的花布帘
我小时候，窗帘不是每户人家都有的东西，那种有固定横杆，有挂钩，布面有规律重复的抓褶，在底部车一段反折作为垂坠重量那种典型的窗帘，在外公家、同学小稚家，和妈妈那个生了乳癌的好朋友家里都没有。他们在窗户顶上牵一条铁丝，拿一片畸零的花布，或穿洞，或用衣夹固定上去，家里有针车的也许车上布边，无所谓的人就随它毛，乍看起来好像只是临时用来应付一下午西晒，但其实在花布晒脆了以前，那就是数年不变的日常配备。
能稍微挡得住日晒的花布，不会是淡雅的浅色，阳光照进来的时候，穿过花布，把房间映成赭红或橘黄，布面上的大花小花，随着风吹的韵律，一下一下打出飘动的淡影，有时候正巧就落在人的脸上。在这样的屋子里，常常听到大人谈钱的事情。这一批猪亏了多少，他爸爸这个月又没有寄钱回来给阿嬷，她现在打那种针一支要几千块，他怕学费贵宁愿读附近的普通学校，讲这些话的人脸上没有明显的表情，只有碎花的淡影浮动。我年纪越大越害怕这样的房间，被花布染成红色的屋子里面，空气特别凝滞，却又不知道到底可以多大声喘气。一旦感受过穷的气氛，就连不穷的人也会怕穷。
我把窗帘当成一条贫穷基准线，没有正常窗帘的人，就是比我们穷的人。爸爸妈妈和阿公张着眼睛的时候都在工作，生怕花钱，我想我们大概只是站在比贫穷基准线高一点点的位置，一有闪失，就会落到基准线以下，从不穷的人变成真的穷人。为了怕赚得不够多不够快，我们必须节俭，学习勤劳囤积的蚂蚁，把钱一点一滴存进邮局和农会。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明明是可以时不时出门小旅行、每逢好日子可以上馆子吃大餐的富裕人家，实际上这些却很少发生，家里的窗帘已经残旧，只能从质料和做工看出它们在我出生以前，曾经和老屋一起有过某种荣光。那些存进账户里的钱，并没有好端端地躺在金库里，而是从一个暗黑的破口，一去不回头地流向远方的深渊。当时只有大人们知道破口的存在，但那也仅仅保全了我和弟弟“不知情”的事实而已，伴随破口而来的焦虑，其实一直蔓延在全家共存的空气里。穷是一种困顿，“觉得穷”是另外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