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纪还小不必负担工作责任的我，和年纪大了可以随意翘班的阿嬷，共享的日常比任何家庭成员都多。每一天，我听她抱怨姑姑的婆家不够慷慨，担忧大伯的营收，苦恼该怎么安排叔叔的人生。她烦恼，我也忧愁；她愤怒，我也不平。所以当她的脸忽然明亮光彩、步伐特别有劲的时候，我便知道她所挂念的子女们回家来，令她异于平常地快乐，就好像脚踏车的轮胎，平常跑起来稳稳当当的，也没什么不妥，但是忽然充饱气的那一阵，转动起来特别有气势。
每一次假期结束，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城市，老家恢复原来的平静，我和阿嬷又成为彼此相伴的老搭档。后院晒着客用棉被和枕头，等着烈日消毒过后要收回被橱。被橱就在二楼那些难得点灯的房间，晒好的棉被混杂着旧棉絮和阳光的气味，对折再三折，一床一床叠进橱底，被单上张牙舞爪的红艳花朵，被收服在方形长条里，一款压着一款，最后放上绣有鸳鸯水鸭滚着荷叶边的枕头，阖上柜门，继续用霉味收藏心底的盼望。
我曾经以为，阿嬷的盼望也是我的盼望。她盼望家人回到身边，有人陪她说体己话垃圾话，而我盼望的是新鲜的生命力。这两件事往往同时发生，让我误以为是同一件，以为为她带来快乐的家人，也是为我带来快乐的家人。相聚太美好，便显得平日的生活像是次要的、无聊的、暂时的等待。我和阿嬷一起期待着团聚的美好，盼望等待能够赶快过去，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平日生活的一部分。
表弟们和弟弟都长到可以追逐争吵的岁数以后，玩在一起难免有事端。有一次，我眼看阿嬷对于顽皮闹事的表弟没有意见，却对同样顽皮闹事的弟弟予以责怪，觉得很不公平，于是开口问她为什么。阿嬷破口大骂，说我大汉了（长大了），敢黑白讲话了，居然指责她。阿嬷的怒气令我手足无措，但是我瞥见避开阿嬷视角站在厨房的妈妈，脸上的表情很微妙，像笑又不是笑。这才意外地发现，妈妈其实偷偷在同意我做了这样违逆长上的事，原来我为弟弟出了一口气，也同时为妈妈顺了一口气。我自此开始意识到，我和阿嬷一起盼望着的“家人”，其实是我的“亲戚”，除了阿公阿嬷之外，安静的爸爸妈妈和需要保护的弟弟，才是我的“家人”。
阿嬷生我的气生了很久，大概是第一次有人敢这样挑战她的权威，爸爸不得不出面处罚我，罪名是没大没小。但事实上，当时已经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阻止我，挟着他们惯出来的长孙女的骄气，乘着青春期的敏感，开始怀疑这个家庭试图植入到我身上的家庭观。一直以来，阿公和阿嬷都物以稀为贵地抱持着“人以罕见为亲厚”的态度，虽然我因为机灵又狗腿，向来都在他们亲厚的圈圈里，但是忽然明白自己的父母是亲厚圈外的无声人，令我非常不安。
深厚的感情基础让我和阿嬷终究恢复良好的祖孙关系，心里即使明白对方的爱在某些方面会有界限，并不妨碍彼此在其他方面互相付出。家人之间的爱没办法非黑即白，相互依存就是同时损耗又修补着。我仍然是最懂她腰酸腿痛的人，她也还是我闪避父母威权时的避风港，我们仍旧一起翻着月历，期待假期和年节的团聚。只是她抱着一样的盼望往老里活，而我逐年地验证，她的失望来自于把亲厚寄望在长距离之外。令她感到满足的家族团聚越来越短，次数越来越少，直到她离世。多年以后，我为她感慨没有更珍惜身边的人，让身边的人感到安慰，并且让自己活在更容易获得的满足里，直到来不及。
人世原来是重逢的少，别离的多。
只有保存，没有期限
日本的婶婆有时候会寄咸鱼来。婶婆是叔公的太太，叔公十几岁的时候离家，偷跑到东京去，变成日本人，阿公后来花了很大的力气辗转查到这个弟弟的住址，双方才恢复联络，不过，做礼数这件事向来还是婶婆比叔公来得上心。
每年寄来的都是红鲢鱼，现在“国语”说鲑鱼。盐渍过的整条鲑鱼，用塑胶袋裹着，再套着一个合身的瓦楞纸盒。走海运，寄达的时候外盒都已经被里面破漏的汤汁浸烂，透出令人难以忽视的咸鱼味道。
收到包裹以后，阿嬷会立即拿进后面，就地把包装拆开，拿来菜刀和砧板，把鱼分切成三类：鱼头、鱼尾，和一圈一圈的鱼身体。平常时候是该妈妈做这些处理食材的杂事，但是每一次的鲑鱼包裹都让阿嬷很兴奋，所以就自己来。我很害怕咸鱼的味道，从来只愿意站得远远看，顶多帮忙到前面店口拿来干净塑胶袋，让她分装。装好袋子的咸鱼冰进冷冻库以后，在大人的心目中就进入永鲜的状态，用盐腌渍过的鱼，再加上冰冻，简直可以放到世界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