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进心发达过头的时候，我曾经愤怒家人为什么不会说“国语”，如果全家都说好“国语”的话，我们不就可以一起当上等人了。妈妈的“国语”说得不好，从小听她说会来家里拿药的“张石英”阿姨，就是在小学任教的老师，后来她凑巧担任弟弟的班导，我看到弟弟作业簿上的名字，才知道原来张老师不叫“石英”，叫“淑英”。阿嬷的“国语”更不行，她想学“国语”歌的时候，得让我先念给她听，让她在歌词边上逐字用平假名注上发音。遇到ㄓㄔㄕㄖ的卷舌音，日文就无解了，只能取近似值，我对卷舌音并不坚持，但是很想要她发好“ㄈ”的音，因为把“飞翔”说成“灰翔”，是最令我羞耻的闽南语腔，那些从小说“国语”的人，未必顾得全卷舌音，但是绝对不会说错“ㄈ”，一旦说出“灰翔”，就是彻底泄露了我们低俗的出身。
阿嬷不喜欢我紧盯着她的ㄈ，那是她一辈子没用过的唇形，连带嘴里的全口假牙很难装得牢靠，让发音更加困难。她唱不准歌词的时候，我毫不留情地讪笑和纠正，确实让她感受到我的认真，也接收了我对闽南语腔的羞耻心。心情好的时候，她会说：“啊拍谢啦，阮都呒读册，卡呒水准啦。”[1]火大起来也会发脾气：“赚钱乎你读册，搁爱乎你笑。”她生气的是我嘲笑她，不是反对我认为她不会说“国语”没水准。她也同意只会讲闽南语是落后一点，在我生存的世界里，没有人质疑讲“国语”比较高级的事实。
有一天，我如常翻着家里的旧物堆，意外挖出一叠发黄的线装簿本，上面写着阿公的名字，里面全是蝇头小楷，大都是中医的诊断摘要。其中最残破、年份看起来最久远的一本，上面写着“四书”，是阿公少年时读书的抄书笔记，全是《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的金句选录。霎时间我意识到，阿公一句“国语”也不会讲，但是他读过书，而且读得比当时的我多。所以事情不是像阿嬷说的和我以为的那样，有读书的才说“国语”。“国语”在台湾的确比闽南语高级，我知道自己的观察没有错，但是究竟为了什么原因比较高级，我却要十几二十年来靠着用“国语”读书，离开闽南语的乡镇，移动到相对“国语”的城市，过“国语”的生活以后，才有机会听闻人们用着“国语”辨析，闽南语曾经如何低级了去。
闽南语的世界加上“国语”的世界，堆叠出现在这样的我。偶尔听见有人疾言厉色数落“国语”人对闽南语人的侵害，我总是不免心虚，不晓得这一路走来为了求得一份稳当日子，是不是踩踏过什么人的脚指头，蒙着头成了既得利益的施暴方。但说起来我实在不曾得过什么便宜，只不过是一直想要避开说闽南语会吃的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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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闽南语，意为：不好意思啦，我都没读书，比较没水准啦。
学钢琴
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问我想不想学钢琴，我说想。当时我读幼稚园，不大确定学钢琴是什么意思，以为和“要不要坐摩托车去玩”是差不多程度的活动。他们觉得“钢琴老师”是个很适合女生从事的职业，时间自由，往来单纯，社会地位高尚，不必出门看老板脸色，而且不用缴税，赚到的都归自己，爸爸向我慎重强调最后一点，想要我明白那是特别的好处。但学琴的一路上，我真正享受的好处，完全无关乎钢琴本身，小人小手练琴有点辛苦，反而是周边那些看起来无关痛痒的附带活动，成为学琴的美好记忆。
一开始先上儿童音乐班，每个星期三下午，妈妈带我搭一个钟头的兴南客运，到台南市的功学社去上课。我还是小得有人会让座的身形，对于客运司机在山路上的狂飙，不太能够适应，很容易晕车。爸爸担心我周周晕车太可怜，妈妈倒是冷静，说吐久就不吐了。我吐过客运地板、自己的手掌，和妈妈的手提包，有时候勉强能够忍到下车才吐在路边，妈妈一边帮我顺背可能也一边暗松一口气。音乐班上不到半期，我的确就如妈妈所预言，发展出搭乘客运的高度耐受力，这个能力甚至延伸到我成年之后，无论多么险恶的路径，多么亡命的驾驶技术，我都能自在随顺车辆疾驶的方向甩脖子撞车窗，一点也不觉得晕。从小在台20线省道上颠簸翻滚，周身细胞没有一颗没受过兴南客运的整顿，现在偶尔休假回老家，发现身体如今比脑袋还记得那些过弯的角度，是意外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