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嬷热衷于妇女会的免费活动，我也爱哭爱跟路参加过几次，在民众服务站前面和村里的阿婶阿姨们集合，搭游览车出去玩。回来以后，阿嬷会说两句某某民意代表人不错，真慷慨，这次（玩乐）了盖欢喜，下个月选举要“凳乎伊”（投他的票）的话。但阿公完全不会，他缴所有该缴的税，履行一切公民义务，但是对于政治没有一丝一毫个人见解。每到选举日，阿公出门投票前只会机械式地问过爸爸或阿嬷，应该投给谁比较好，没有第二句话。爸爸还会说，做囝仔的时阵，曾经在门口看过军用卡车上面载着用布条蒙眼的村民，不知道要去哪里，有没有回来。但是我和阿公相处的二十多年里，没有听过阿公提起，他看过什么样的人，见识了什么样的场面。根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原则，我好像不能主张，这个社会曾经惊吓过阿公。
谜底后来是爸爸揭开的，在我追问之下，爸爸才模糊想起，大伯父从前在日本读书，一次回台的时候，傻乎乎接受友人请托，帮带了一份包裹，入境的时候被翻出一本《毛语录》。阿公费了许多精神和金钱，才让大伯父平安回到家，但警察从此时不时过来关切家里的日常起居，让阿公很难放心。我猜是那些我根本无从想象的周旋，让阿公决心成为无声的公民，安静得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只是，在那个时空背景下，他的沉默反而为自己打上一盏探照灯，成为我的历史舞台上说出最多故事的那一个。
说“国语”比较高级
在学校不能说闽南语，要是说了让老师听到，就得到教室后面罚站，我很不能理解那些男同学罚站的时候怎么还能趁空嬉皮笑脸，明明是非常丢脸的事情，我怕极了。之前上幼稚班的时候，老师虽然说的也是“国语”，但是因为没有禁止说闽南语的规定，我从来没意识到原来自己有些话用闽南语说得比“国语”溜，上了小学在禁令之下，才发现话出口前如果不先咬住舌头想一想，很容易犯规。
乡间的共通语言是闽南语，有太多日常用语不作二想地使用闽南语，就连乡音浓重的老杯杯（老伯伯）来家里拿药，也会使劲拼凑出关键字汇说明病情，“窝这个脚要吃通会搂（血路）的药”，血路在农村要用闽南语通。所以刚上小学那一两年，稍微紧张一点，家里没有人能教我，“国语”主要是看电视乱学，在学校硬说，吃“芋粿巧”也要变成吃“芋头糕”，自己掰得心虚，老师听见也浮现飘忽的微笑，不知是嘉许我一心学“国语”的志气，还是也发觉“国语”说不出“芋粿巧”的微妙。
“国语”与闽南语之间有点细微的文法差异，全台湾最知名的例句大概就是“老师他给我打”，这六个字放诸南北不知在多少小学生的嘴里出现过，老师们的反应也一致得仿佛教学手册有所记载，凉悠悠地堵上一句：“他给你打还不好吗？”我察觉到闽南语和“国语”的被动式句型不同以后，再听见老师这样打发学生，暗地里觉得奇怪，那么严格不许我们说闽南语，怎么又不教我们说好“国语”。其实老师们自己的“国语”也南腔北调，卷不卷舌好像只是学生的义务，有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师，乡音重得和注音符号丝毫不相应。最夸张的是凶巴巴的训导主任，常在升旗典礼的司令台上责备大家放学路上放肆说闽南语很难看，但是每次点名骂我们班的时候，都要说成“奥连奥班”（二年二班）。我觉得自己“国语”明明说得比他好，还要受他训斥好冤枉。
虽然觉得冤枉，但我一点也没有想要反抗的意思，我想说好“国语”，因为说“国语”的世界比较高级。“国语”的电视节目比闽南语的多；“国语”歌曲可以小城充满喜和乐，但是闽南语歌曲一天到晚自悲自叹歹命人；穿体面衣服轻声细语工作的人，绝大多数说“国语”；黝黑臭汗奔波窘困的人，常常说的是闽南语。我从来没有犹豫，自从开始上学以后，前往那个体面的轻松的明亮的世界，就一直是我的唯一选项。
我非常羡慕班长，爸爸妈妈都是老师，从小家里说的就是“国语”，她根本一句完整的闽南语也说不出来，学我们讲“惦惦”的时候，也不懂要在音尾把嘴唇合上，那个笨拙的神态，看起来十分高尚，就像好学生说不出脏话来的样子，实际上她也经常被老师指派为班上的模范生。我对于自己闽南语讲得那么溜，感到羞赧，有些人可以不用学就说得一口流畅“国语”，真是幸运。妈妈说有些人是“出世来好命欸”，我想指的就是班长那个意思，妈妈有时候也骂我实在“太好命”，但我觉得这两种好命肯定有名次前后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