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学校里，老师第一次教注音的时候、第一次教九九乘法的时候、第一次教音符的时候、第一次教英语的时候，我都偷偷庆幸，自己先会了一点，不需要成为那群白纸一般、需要花费老师很多耐性和心力的学生。当然老师们大都是预备好要来花费耐性和心力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小孩乐意成为全班最后才懂的那一个，人都需要一点自我感觉良好。如今看起来很容易的课题，当年初学的时候，的确是一片迷惘，而能够在别人一片迷惘的时候，心里却默默知道自己已经会了，其实让我很有安全感。
阿公和妈妈预先扮演学习的黑脸，让我在正规课程上，可以淡淡定定做一个安心的及格生，甚至偶尔获赞一两句“反应快，天资好”，的确让我生出信心，去面对后续更复杂的课业。正在认知世界的孩子经常听赞，或是经常觉得自己差人一点，大概也会铺出完全不同的自我信心和人生道路吧。在联考前最黑暗的时期，化学算式和数学函数怎么解怎么错、怎么补习怎么漏洞的时候，也只有英文和“国文”里一贯的成就感，让我在那个一考定生死的时代，作为一个别扭的青春期女孩，觉得自己还有一点熬得出头的希望。
要以成人的姿态在这个现实社会活得如意，并不容易。学历未必能够保障出路，但是没有学历更难找路。尽管联考制度糟糕，儿童需要快乐成长，但是我如今想起不懂英文数学的阿公和妈妈，当时板着脸硬逼我事先预习种种课程，倒是已经忘了当时的不耐，只记得当时大人就已经开始要紧我人生出路的温馨。家庭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大人带着孩子一起应付时代的荒谬吧！
买一缕幼面
早期的台式建筑很“深间”，从前面店口到后面起居空间，要经过长长的走廊，我会讲话会走路没多久，忙碌或懒惰的大人就开始叫我传话。传着传着，大家发现我的口语能力发展得可堪信赖，开始把我当作人体录音机来用，在我身上放几个硬币，就可以把传话功能延伸成代购服务。
杂货店在同一条街上，同一边，和家里的店面只隔着几间。老板娘“Yosi将”从我有记忆以来，就是阿嬷的会头，每隔一阵就会看到她出现在阿嬷的房间，两个人神神秘秘在讨论“这次要写多少”。因为是交情深厚的邻居，大人们丝毫不担心派我去买东西会被骗。
要买东西的时候，妈妈会把我吼进厨房，交给我十块钱，说：“你去Yosi将那里，说‘我要买一缕幼面’，会讲吗？”我复述一次“我要买一缕幼面”并记住发音，妈妈一边搅着锅铲，一边说：“对，卡紧咧！”我拔腿跑出门口，右转，一路跑进Yosi将的店，对着空气大喊：“我要买一缕幼面！”Yosi将家的人就会出来赞我聪明，从杂乱无章的货堆里挖出一卷白色面线给我，拿走我的十块钱，找我几个硬币，我再跑回厨房，一手交还零钱，一手呈上面线，等着妈妈确认银货对版。
因为买东西，我学会很多单位量词。买过幼面以后，我以为一条一条的东西都算“缕”，有次妈妈叫我去买米粉，我问：“咁是买一缕米粉？”她说不是，“买一熨米粉”才对。闽南语读起来像熨斗的“熨”，舌头要抵在牙齿后面发促音。我偷偷觉得米粉比幼面高级，因为发音更难，听起来更有深度。我略带沉迷地多练习了几次“熨”的发音才离开厨房，去到Yosi将店里讲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学会讲大人的语言，自我感觉无比良好。
再大一点，比较有思考能力，借着买东西学会的事情就更多了。一次，阿嬷让我去买味噌，“买五块就好，五块就够了”。Yosi将倒了会，全家不知搬去哪里，杂货得去菜市场买。我骑脚踏车去市场，找到阿嬷说的酱料行，拿五块钱说要买味噌。头发烫成大卷的老板娘一脸不豫，问我是谁家的小孩，谁派我来的，我怯怯报上大人名号，农村里面没有人可以瞒得了自己的来历，老板娘叹口气说：“我就知影！”回头抽出一个最小号的透明塑胶袋，打开味噌箱，拿里面的饭匙挖起鸡蛋大的一球，装进塑胶袋里，弯下腰来交给我说：“回家跟你阿嬷讲，我上回就告诉她现在没有人买五块钱的味噌了，至少也要十块，下次五块不卖了。”
我回家如实禀报，以为阿嬷会义愤填膺地说：“骗肖（当我傻）欸，我不会去跟别人买腻！”但她却反常地撇撇嘴说：“有够keji（吝啬），好啦，后回买十块啦，反正不会坏。”我怀疑阿嬷早上在市场才碰过钉子，买不到五块钱的味噌，但是吃定人家对小孩会留情面，所以回家派我去做这种自己方便、别人困扰的事情。我在这些无伤大雅的小事里，明白阿嬷除了疼我，也会用我，她不是不爱我，只是当我自己人，让自己人去做一些自己会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