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体衰而后小说体兴，见 L’Evolution des genres dans I’histoire de la littfrature，pp．22-28。与理堂所谓此体亡而遁入彼体云云，犹笙磬之同音矣。然说虽新奇，意过於通。André Lalande：Les IIIusions évolutionnistes，vii：“L’Assmilation dans I’art”及 F．Baldensperger：études d’histoire littéraire，t．1， Préface，一据生物学，一据文学史，皆抵隙披瑕，驳辨尤精 。按 L a l a n d e论文学作品与科学研究不同一节 ，Brunetière未尝不知，且即以此意攻 Fontenelle之言进步，见 L’ Evolution，p，118；惜 Lalande未迳以其矛攻其盾也。顾知者不多，故眢论尚未廓清耳。比见吾国一学人撰文，曰《诗之本质》。以训诂学，参之演化论，断言：古无所谓诗，诗即记事之史。根据甲骨钟鼎之文，疏证六书，穿穴六籍，用力颇劬。然与理堂论诗，同为学士拘见而已。夫文字学大有助於考史，天下公言也。Niebuhr罗马史 （Romische Geschichte）自序，至推为史学使佐 （die Hülfswissenschaften）之魁首。然一不慎，则控名责实，变而为望文生义。《论语·八佾》：哀公问社，周人以栗，宰我曰：“使民战栗”，孔子斥之。按之孔训、皇疏，即斥宰我之本字面妄说而厚诬古人也。故 Whately论思辩，以字源为戒 （fallacy of etymology）。见 Logic，p．118。吾国考古，厥例綦繁。谓直躬非人名，《群经谊证》、《论语古训》。以苍兕为兽称；《经义杂记》。会稽之山，禹尝会计，朝歌之邑，民必朝讴；《论衡·道虚》篇。槐名“玉树”，后人讥曰虚珍；《订譌丛录》。书曰《金楼》，时辈传言真锻；《金楼子·杂记篇》。重华殛鮌，本为玄鱼；《路史·余论》。信懿公好鹤，误认白鸟。《重论文斋笔录》。乃至干黄能蛊之禹，亦即卵生；悲素丝染之翟，竟复身墨。学人新论，下士大笑。昔行人拒侯辟疆，《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屠者解公敛皮，《尸子》下。客不过康衢长者之门，吏欲逮庄里丈人之子。《尹文子·大道》下。命狗曰“富”，叱则家毁，名子曰 “乐”，哭亦不悲。《刘子‘鄙名》。识趣拘迂，与斯无异。夹漈《通志·谧略》序五虽谓禹名取兽，汤名取水，当亦不料及此也。求之谈艺，则荊公《字说》谓“诗”为“寺人之言”，取《诗经》：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用圆厥说，亦其伦比。
【补订】参观李端叔《姑溪居士后集》卷十五《杂题跋》，云：“诗须有来历，不可乱道。舒王解字云：‘诗从言从寺，寺者法度之所在也。”罗璧《罗氏识遗》卷九云：“王临川谓‘诗’制字从‘寺’；九寺、九卿所居，国以致理，乃理法所也。释氏名以主法，如寺人掌禁近严密之役，皆谓法禁所在。诗从
‘寺’，谓理法语也。故虽世衰道微，必考乎义理，虽多淫奔之语，曰：思无邪。”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三《儒言·诗》： “不知礼义之所止，而区区称法度之言，真失之愚也哉。”亦隐斥荊公解字。
夫物之本质，当於此物发育具足，性德备完时求之 。苟赋形未就 ，秉性不知 ，本质无由而见。此所以原始不如要终，穷物之几，不如观物之全。盖一须在未具性德以前，推其本质（behind its attributes），一祇在已具性德之中，定其本质 （defined by its attributes）。参观 Works of Aristotle，edited by W．D．Ross，vol．VIII，Metaphysics 1015a，1072b。若此士文所云，古本无诗，所谓诗者，即是史记。则必有诗，方可究诗之本质；诗且未有，性德无丽，何来本质。皮之不存，毛将焉傅；此与考论结绳时之书法、没字碑之词藻，何以异乎。或曰：吕紫微赠吴周保诗曰：“读诗再到新删后，学易仍窥未画前”，子太似裴頠之“崇有”矣。应之曰：未画有易，说本伊川语录所谓“有理然后有象”。朱子集易图所谓：“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王伯厚《玉海》易所谓：“有未画之易，易之理；有既画之易，易之书。”易理与天地同始，而卦象则后世圣人所为。理寓气中，易在画先。故可求已周宙合而尚未落图像书契之理。若此士之说，则太初无诗，诗在史后。岂得相提并论。厥物本无，而谓其质已有，此佛所斥“撮摩虚空”，诗人所嘲 “宵来黑漆屏风上，醉写卢仝《月蚀》诗”者也。复次，诗者、文之一体，而其用则不胜数。先民草昧，词章未有专门。於是声歌雅颂，施之于祭祀、军旅、昏媾、宴会，以收兴观群怨之效。记事传人，特其一端，且成文每在抒情言志之后。参观 R．Wallaschek：Anf?nge der Tonkunst，S．257论 Drama最早， Lyrik次之，Epos又次之。赋事之诗，与记事之史，每混而难分。参观 E．Grosse：Anf?inge der Kunst，s．239。此士古诗即史之说，若有符验。然诗体而具纪事作用，谓古史即诗，史之本质即是诗，亦何不可。论之两可者，其一必不全是矣。况物而曰合，必有可分者在。谓史诗兼诗与史，融而未划可也。按此即 vico论荷马之说，参观 Croce：Aesthetic，Eng．tr．，pp．233-5； Croce：Philosophy of Vico，Eng．Ir．by R．G．Collingwood，ch． xiv & xv。谓诗即以史为本质，不可也。脱诗即是史，则本未有诗，质何所本。若诗并非史，则虽合於史，自具本质。无不能有，此即非彼。若人之言，迷惑甚矣。更有进者。史必征实，诗可凿空。古代史与诗混，良因先民史识犹浅，不知存疑传信，显真别幻。号曰实录，事多虚构；想当然耳，莫须有也。述古而强以就今，传人而借以寓己。史云乎哉，直诗 （poiêsis）而已。故孔子曰： “文胜质则史”；孟子曰：“尽信则不如无书，於武成取二三策。”王仲任《论衡》於《书虚》之外，复有《语增》《儒增》《艺增》三篇，盖记事、载道之文，以及言志之《诗》皆不许“增”。 “增”者，修辞所谓夸饰 （hyperbole）；亦《史通》所谓“施之文章则可，用于简策则否”者。由是观之，古人有诗心而缺史德。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此《春秋》所以作于《诗》亡之后也。且以艺术写心乐志，亦人生大欲所存 （Kunstwollen）。尽使依他物而起，亦复显然有以自别。参观 Aiois Riegel：Stilfragen，S．20，24；Dewey：Experience and Nature，p．78 （on useful labor），Art as Experience，p．327 （on the aesthetic strand）。譬如野人穴居巖宿，而容膝之处，壁作图画；茹毛饮血，而割鲜之刀，柄雕花纹。斯皆娱目恣手，初无裨於蔽风雨、救饥渴也。诗歌之始，何独不然。岂八识田中，只许“历史癖”有种子乎。初民勿仅记事，而增饰其事以求生动；即此题外之文，已是诗原。论者乃曰：“有史无诗”，是食笋连竹，而非披沙拣金。以之言“诗史”一门，尚扞格难通，而况於诗之全体大用耶。即云史诗以记载为祈向，词句音节之美不过资其利用。然有目的而选择工具，始事也；就工具而改换目的，终事也。此又达尔文论演化之所未详，而有待於后人之补益者。参观 Wundt：System der philosophie，S．325 ff．：“Heterogonie der Zwecke”；Vaihinger：Philosophy of As if，Eng．tr．，p．XXX：“The law of the preponderance of the means over the end”；Charles Bouglé：Le?ons de sociologie sur I’évolution des valeurs，p．89 et scq．：“Polytélisme”。三家不期而合。然黑格尔已略悟斯旨。见其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S．30．近世价值论者，有所谓价值方向下移，即此是也。参观 Ch．von Ehrenfels：System der Werttheorie，Bd．I，S．132 ff．：“Zielfolge nach abw?irts”。世之作文学演变史者，盍亦一穷演化论究作何说，毋徒似王僧虔家儿之言“老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