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相乱云云，尤皮相之谈。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谓为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谓为不入诗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司空表圣集》卷八《诗赋》曰： “知非诗诗，未为奇奇。”赵闲闲《滏水集》卷十九《与李孟英书》曰：“少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及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
【附说五】盖皆深有识於文章演变之原，而世人忽焉。今之师宿，解道黄公度，以为其诗能推陈出新；《人境庐诗草·自序》不云乎：“用古文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宁非昌黎至巢经巢以文为诗之意耶。推之西土，正尔同揆。【附说六】理堂称少陵，岂知杜诗之词，已较六朝为尽，而多乱于文乎。是以宗奉盛唐如何大复，作《明月篇》序，已谓“子美词固沈著，调失流转”，实歌诗之变体。《瓯北诗集》卷三十八《题陈东浦敦拙堂诗集》复云：“呜呼浣花翁，在唐本别调。时当六朝后，举世炫丽藻。青莲虽不羣，余习犹或蹈。惟公起扫除，天门一龙跳。”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以太白为 “复古”，少陵为“变古”。何待至晚唐两宋而败坏哉。渔洋《论诗绝句》尝云：“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堪以移评。经生辈自诩实事求是，而谈艺动如梦人呓语。理堂不足怪也。诗情诗体，本非一事。《西京杂记》载相如论赋所谓有“心”亦有“迹”也。若论其心，则文亦往往绰有诗情，岂惟词曲。若论其迹，则词曲与诗，皆为抒情之体，并行不倍。《文中子·关朗》篇曰：“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林艾轩《与赵子直书》以为孟子复出，必从斯言。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诗者，或试其技於词曲；宋元以来，诗体未亡，苟能作诗，而故靳其情，为词曲之用，宁有是理。【附说七】王静安《宋元戏曲史》序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谓某体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若用意等于理堂，谓某体限於某朝，作者之多，即证作品之佳，则又买菜求益之见矣。元诗固不如元曲，汉赋遂能胜汉文，相如高出子长耶。唐诗遂能胜唐文耶。宋词遂能胜宋诗若文耶。兼擅诸体如贾生、子云、陈思、靖节、太白、昌黎、柳州、庐陵、东坡、遗山辈之集固在，盍取而按之。乃有作《诗史》者，於宋元以来，只列词曲，引静安语为解。惜其不知《归潜志》、《雕菰集》，已先发此说也。顾亦幸未见《雕菰集》耳。集中卷十尚有《时文说》，议论略等尤西堂，亦谓明之时文，比於宋词元曲。然则斯人《诗史》中，将及制艺，以王、薛、唐、瞿、章、罗、陈、艾，代高、杨、何、李、公安、竟陵乎。且在国家功令、八股大行之世，人终薄为俳体。
【补订】古代取士有功令，於是士之操术，判为两涂。曰举业，进身之道也；曰学业，终身之事也。苟欲合而一之，以举业为终身之学业，陋儒是矣；或以学业为进身之举业，曲儒是矣。人或偏废，而事常并行。请征八股，以反三隅可乎。明清两朝制义必宗朱子；明人为陆王之学者，入科场则谨守紫阳，清人为许郑之学者，应程试则力阐集注。杨升菴在明人中要为通经学古，甚薄宋儒，而言八股，却主程朱。《升菴全集》从子有仁编。卷五十二《文字之衰》条云：“今世学者失之陋，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高者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钞宋人之策论。”而同卷《词尚简要》条云：“近时举子之文，冗赘至千有余言，不根程朱，妄自穿凿。”袁中郎归向禅宗，厌薄儒门，而言八股文，则奉朱注为三尺法。《未编稿》卷二《陕西乡试录序》云： “夫紫阳注疏，载在令甲，犹爰书之有律，礼例之有会典也。时义而废注疏，此奸纪之大者。故洛闽之学穷，则高皇帝之法意衰。”王辰玉《缑山先生集》卷二十一《学艺初言》云：“紫阳先生传注非必尽是；理欲、知行，动辄分为两截，正如好座堂房，零星夹断。我皇祖解经测天，初未尝纯用宋儒，而卒以取士；盖以为人有异学，则国有异政。乃今日纲弛俗庞，而文亦如之。”
【补正】冯开之《快雪堂集》卷二《刻〈首楞严经〉序》至明斥朱子《集注》之“支离汗漫不可读”。